通過剛才的法庭調查階段，以及原告、被告向法庭提交的訴訟材料以后，代理人認為本案在分家析產之前，應先確定家庭共同財產的范圍，也應先分出原告個人所建房屋11間后，余下3間房屋才是家庭共同財產，由原告、被告等五人平均分割。具體代理意見如下，望法庭充分采納，謝謝審判長。
一、本案在分家析產之前，應先確定家庭共同共有財產的范圍，剔除原告個人修建的11間房屋：
要解決家庭共同共有財產的范圍，需要先對原50年代頒發的《土地房產所有證》進行法律性質分析，《土地房產所有證》中的土地所有證已自然失效，土地不屬于家庭共同財產范圍：本案位于豐臺鎮西安胡同9號的訴爭房屋，是原告的父親孫竹生于1951年出資，以原告的爺爺孫茂的名義購買的，并按照當時的《土地改革法》第30條，《城市郊區土地改革條例》第17條的規定，對國家土地進行私有制改造以后，對私有農業土地者(農民)發給的土地所有證，是50年代私有土地及私有房屋的法律憑證。1982年《憲法》中明確規定了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對土地實行兩級所有制，國家所有制，農民集體所有制。1995年國家土地局印發(1995)國土(籍)字第26號《確定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的若干規定》第19條中，明確規定“土地改革時分給農民并頒發了土地所有證的土地，屬于農民集體所有”。因此，對原告爺爺孫茂名下的原50年代頒發的《土地房產所有證》上注明的土地已經全部轉為集體所有，原確定為私人所有的土地證已經自然失去法律效力，土地所有權屬于當地集體組織，不能確定為家庭共同財產范圍。
二、原50年代頒發的《土地房產所有證》中的房產只遺留房屋三間：
原告、被告均是城鎮居民戶口，對非農業戶口居民原在農村的宅基地，對房屋產權沒有變化的，按照國家土地局印發(1995)國土(籍)字第26號文件第48條規定，可依法確定其集體土地建設用地使用權。同時，在該文件第52條中也明確規定“空閑或房屋坍塌、拆除兩年以上未恢復使用的宅基地，不確定土地使用權”。因此，按照以上國家政策規定，對訴爭房屋從原50年代至今還保留下來的，沒有發生產權變化的，目前只剩余西房三間，可依法確定集體土地建設用地使用權，其上房屋可視為家庭共同財產：對該院內其他10間房屋，都是原告個人新蓋的，不屬于集體共同財產范圍。
三、對西安門胡同9號院內的其他11間房屋，是原告個人修建，其占有、使用、處分的權利屬于原告個人，不屬于家庭共同財產范圍：
本案訴爭房屋，雖然在1951年登記為14間房，但是，這14間房遺留到現在，只剩下三間房屋。原告為弄清楚訴爭房屋的權屬情況，多次去豐臺建委第三房管所調查了解得知，1966年，原告父親孫竹生向國家無償捐出了5間半房子，自己只留下了三間半房子，后來自建房一間，共四間半房子歸自己居住，其他房子交給國家出租給房客使用。后來，發生文化大革命，交給國家出租的房屋都沒有發回產權。對以上四間半房屋及5間房屋，直到1978年，原告、原告母親、大哥等，由敬良、鄭繼高主持下進行過分家，把東房兩間分給了原告大哥，西房三間靠北的兩間分給了原告，靠南的一間分給了原告母親。1980年，原告大哥把其分得的兩間東房全部拆走，在其妻戶籍地重新建房。1981年，原告與原告母親去派出所分戶，原告單獨生活。并于分戶以后，在分得的兩間房的北面自建房一間。1986年，原告在原告大哥拔掉兩間東房的空地基上(注明：該空地基并不屬于原告大哥所有，按照國家土地局印發(1995)國土(籍)字第26號文件第52條規定，拆除兩年以上未恢復使用的宅基地由集體組織收回，因此，該地基屬于當地集體組織所有。)自建房兩間。1993年，原告妻子單位北京長城家具有限公司資助建筑材料自建北房兩間。2005年至2006年，原告在院外其他空地上又自建房6間(其中一間為廚房)。這樣，原告在結婚以后，自己單獨出錢、出力、出物質自建房11間。對以上11間由原告自己單獨修建的房屋，其占有、使用、處分的權利屬于原告個人，不屬于家庭共同財產范圍，其他人無權爭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