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3月，吉某與徐某結婚，婚后生一女孩吉A.1987年，雙方因感情不和離婚。1990年，吉某與李某相識結婚，婚后生一女吉B.1993年，兩人經(jīng)法院調解離婚，吉B由李某撫養(yǎng)。此后，吉某獨自一人生活。1998年，吉某患食道癌住院治療，手術期間，徐某前去照料。1999年12月8日，吉某與徐某自愿，并舉行了復婚儀式，此時吉某已處于癌癥晚期。12月16日，徐某向鎮(zhèn)政府申請結婚登記，并提供了印有吉某私章的結婚登記申請書及其他有關證明文件。鎮(zhèn)政府根據(jù)申請為兩人頒發(fā)了結婚證，但吉某所持結婚證日期與徐某的不一致，分別被錯填為1999年3月30日、3月10日，且吉某的婚姻狀況證明被鎮(zhèn)政府遺失。2000年2月17日，吉某辦理公證遺囑，將自己位于南京的一套房子及家用電器留給徐某。存款4萬元，2萬元歸吉B繼承，另外2萬元分別給自己的兩個胞弟(因吉A已參加工作，吉某在遺囑中未考慮其繼承份額)。3月24日吉某病故。吉B與徐某因引起民事訴訟。訴訟中吉B發(fā)現(xiàn)徐某持有的結婚證日期與吉某的不一致，即向民政部門反映。鎮(zhèn)政府以吉某無婚姻狀況證明和沒有在申請書上簽名不符合規(guī)定為由，作出41號決定：撤銷吉某與徐某的婚姻登記，收回結婚證。徐某申請行政復議，鎮(zhèn)政府經(jīng)復議認為41號決定認定事實不清，適用法律不當，遂作出42號決定：撤銷41號決定，結婚證日期更正為1999年12月16日。吉B不服，以鎮(zhèn)政府的行政登記及變更登記侵犯了自己的繼承權為由，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判決
一審法院審理后認為，被告在沒有收到合法的申請、證件及證明的情況下，給吉某、徐某頒發(fā)結婚證，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雖然徐某提供了申請書，但申請書上沒有吉某的簽名及所按指紋。被告辯稱發(fā)證時間是1999年12月16日，由于承辦人筆誤而寫成3月10日和3月30日，以及吉某的婚姻狀況證明被遺失的事實，因無證據(jù)證明，法院不予支持，遂判決鎮(zhèn)政府發(fā)給徐某與吉某的結婚證無效，同時撤銷了鎮(zhèn)政府第41號、42號決定。徐某不服一審判決，認為原判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均存在錯誤，請求二審法院撤銷原判，維持鎮(zhèn)政府的行政行為。
二審法院審理后認為，徐某的上訴理由成立，吉B不符合起訴條件，裁定撤銷原判，駁回原告吉B的起訴。
點評
本案在二審審理中，一致的意見是一審判決在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上都不正確，應當撤銷原判。但是，對于撤銷原判后如何處理，存在兩種分歧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本案應當撤銷原判，維持鎮(zhèn)政府第42號決定和頒發(fā)結婚證的行政行為。理由為，吉某與徐某符合結婚的法定條件。雙方舉行婚禮、一塊生活及辦理公證遺囑的行為體現(xiàn)了雙方結婚的真實意思。鎮(zhèn)政府在婚姻登記中即使存在一些差錯，也不會影響雙方婚姻的效力。第二種意見認為，吉B不是行政行為的直接相對人，也與鎮(zhèn)政府進行婚姻登記的具體行政行為無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因此，吉B不具備行政訴訟的原告資格，其不符合起訴條件，應當裁定撤銷原判，駁回原告吉B的起訴。
本案的關鍵問題在于起訴人是否具有原告資格。根據(jù)行政訴訟法的有關理論和婚姻家庭的立法規(guī)定，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原告資格，指起訴人的主體資格，其中心問題是確定爭議對起訴人的影響是否充分，從而使起訴人成為本案訴訟的正當原告。行政訴訟法規(guī)定，原告是認為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這一概念并未直接概括和界定出原告資格認定的標準。因此，理論界對原告資格的認定問題進行了大量的分析論證，形成了“條件說”、“限制說”、“利害關系說”等不同觀點。原告資格的發(fā)展也經(jīng)歷了一個從原告是具體行政行為的直接針對的人到原告是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人的發(fā)展過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zhí)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第十三條以概括和列舉的方式確立了這一標準。第十二條規(guī)定：“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組織對該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第十三條列舉了四類情況下利害關系人可提起訴訟的情形。對于本案而言，根據(jù)行政訴訟原告資格確定的利害關系標準和原告所請求保護的權利性質分析，原告吉B不具備原告主體資格，具體從以下幾方面分析。
第一，原告不是鎮(zhèn)政府的婚姻登記行為的直接相對人，也與該具體行政行為無法律上的利害關系。被告鎮(zhèn)政府作出的該行政行為涉及的是吉某與徐某的婚姻關系這一特殊的人身權，這種行政行為的相對人和與之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的公民只有吉某與徐某。被上訴人吉B是吉某與前妻李某的婚生女，雖然吉某與徐某的婚姻關系是否有效的結果，影響其對吉某遺產(chǎn)的繼承份額，但這種間接的影響不是行政訴訟法上的權利與義務關系。
第二，被告的行政登記行為沒有直接侵害到原告的合法權益，也不存在直接侵害原告權益的現(xiàn)實可能性。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必須是具體行政行為作出時，客觀上對行政相對人利益產(chǎn)生的客觀的、直接的、現(xiàn)實的影響，而不是在行為作出后依賴特定條件所形成的影響。本案中，原告主張的是因行政登記行為侵犯了自己的繼承權。繼承權是一種期待權，只有在被繼承人死亡后才能產(chǎn)生效力。雖然，鎮(zhèn)政府的婚姻登記行為可能影響到原告繼承的份額，但這種影響是站在案件發(fā)生結果的角度上考慮，依賴的是被繼承人死亡后，對其原婚姻登記行為無法補救這一特定條件。因此，在鎮(zhèn)政府為雙方辦理婚姻登記時，并不存在侵害原告合法權益的現(xiàn)實性和可能性。
第三，婚姻登記過程中的行政程序違法與婚姻當事人婚姻關系無效是性質根本不同的兩個問題。婚姻關系涉及到當事人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chǎn)關系，一般情況下對婚姻問題應當貫徹的是當事人意志的原則，除非在違反法律強制性規(guī)定的情況下，才賦予他人的干預權。例如，新修訂的規(guī)定了制度，因無效婚姻違反了法律強制性規(guī)定，利害關系人或者基層組織可以要求民政部門查處。但本案不同，徐某與吉某結婚符合婚姻成立的實質條件，且已領取了結婚證，不存在無效情形，問題僅僅是婚姻登記過程中有關手續(xù)和行政機關的程序問題，且這種行政程序中行政行為瑕疵或違法并不能直接對民事關系進行調整，也不能直接否定雙方原有的民事權利。綜上，本案起訴人不具備原告主體資格，二審法院最終采納了第二種意見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