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淮安的劉某夫婦起訴稱，其子于某5年前借款300多萬元一直未還，要求兒子與“前兒媳”趙某共同償付。趙某認為，這是前夫與父母串通的惡意訴訟。可是，除了一張30.7萬元的收條外，原告主張的其余5張共計272.2萬元的借條全部被法院采信。
兩名被告曾經為夫妻，原告即“借款”的出借人則是男方的父母，這難免令人生疑。尤其是，其中3張借條還沒有相應的匯款憑證予以佐證，也就是說，前夫與其父母均認可的這三筆數十萬元的高額借款，并不是通過銀行轉賬的，這就更加可疑。
民間借貸司法解釋規定，對于出借人提交的債權憑證存在偽造可能的，法院應當嚴格審查借貸發生的原因、時間、地點、款項來源、交付方式、款項流向以及借貸雙方的關系、經濟狀況等事實，綜合判斷是否屬于虛假民事訴訟。換言之，沒有匯款憑證的借條并不會一律被法律否定，而是需要綜合考慮案件其他情況與證據。從報道給出的信息看，我們無從判斷這三筆債務是否應當得到法律支持。
對于有匯款憑證的兩張借條的法律后果認定，在現行法上則無爭議。《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四條規定：“債權人就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夫妻一方以個人名義所負債務主張權利的，應當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但夫妻一方能夠證明債權人與債務人明確約定為個人債務，或者能夠證明屬于婚姻法第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情形的除外。”
根據該解釋，除非趙某能證明前夫與其父母明確約定了相關債務為前夫的個人債務，或趙某與前夫約定了婚姻存續期間財產歸各自所有并且父母對此明知，趙某都需要為這兩筆債務承擔連帶責任，哪怕該債務在事實上是虛構的。之所以作出如此規定，立法者主要是為了避免夫妻惡意逃避債務，合謀“假離婚”，將共同財產分配給一方，將債務歸于另一方，損害債權人利益。
這種旨在保障債權人利益的夫妻共同債務認定規則，給一些人離婚后的生活帶來困擾，也帶來了一定的社會負面效果。由于字跡的書寫年份通常難以做出鑒定，一些無良的前夫（妻）很容易與曾經給其打過款的人惡意串通，重新寫個借條，虛構出符合法律形式要件的夫妻共同債務，在離婚后訛詐前配偶。
實際上，任何立法模式都是在沖突的價值間作出抉擇，保障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或許就要犧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立法智慧正在于兩害相權取其輕，同時比較潛在的利益受損者誰更容易得到救濟。筆者以為，在夫妻共同債務的認定規則上，價值取向應更側重保護非實際借款的配偶一方。理由很簡單。債權人的利益可以通過其自行要求夫妻雙方在借條上共同簽字來予以保障。而對于那些并沒有享受到借款權利的配偶一方，她（他）們防不勝防，幾乎沒有任何途徑保障自身利益，甚至在離婚后，還將隨時被渣男、渣女們拖入還債的深淵。對于“婚姻法二十四條”所帶來的債務陷阱，立法者還需早早思量為好。
（原標題：如何規避“婚姻法二十四條”債務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