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案例1.新《婚姻法》頒布實施后，被稱為全國財產分割標的最大的一起離婚案——哈爾濱宏鳴火鍋老板李鐘鳴、胡海英夫婦離婚案曾轟動一時：胡海英1997年6月與李鐘鳴結婚，婚后與丈夫共同創業，正當事業如日中天時，因感情破裂，胡提出離婚并要求分割夫妻共同財產。李鐘鳴斷然拒絕了胡海英分割財產的要求，稱自己不僅沒有任何財產，反而欠下巨額債務。原來在訴訟期間，李已經擅自變更飯店、企業、房產、車輛的產權。案例2. 據報道，“外星人” 巴西球員羅納爾多在婚前與其未婚妻多明格簽定了一份婚前財產協議，由于這位球星的個人財產估計有8000萬美元，如果不簽定一份協議，那將來一旦兩人離婚，羅納爾多的財產將立刻被多明格占去一半。而作為明星的羅納爾多，將來離婚的可能性實在是太大了。這份協議將在兩人的婚姻破裂之后生效。現狀：最近，全國婦聯對我國10個省(自治區)、市的4000名群眾進行了“婚前雙方財產是否有必要公證”的大型民意調查，調查對象48.1%為男性，51.9%為女性，大體符合我國人口的性別比例，調查對象的地域、收入、年齡和婚姻狀況構成也基本符合我國人口分布。此次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對婚前財產公證意見分歧很大，持支持態度的占42.6%，持反對意見的占57.4%。有一份最高人民法院的統計：自1979年到1999年的20年間，全國法院審理的離婚案平均每年遞增9.08%;僅1999年，全國法院審理的離婚案就達119.9萬件。據了解，這些離婚案中多數涉及財產糾紛。筆者認為 ，離婚案件中的財產糾紛如此之多，這與夫妻雙方沒有就財產問題作出約定有很大的關系，而婚前財產協議作為夫妻財產約定的重要方式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同時也引起了法學界的高度重視。下面筆者將就婚前財產協議問題淺談一下自己的拙見。
二、婚前財產協議離我們有多遠婚前財產協議是將要結婚的男女雙方就各自財產和債務的范圍及權利歸屬問題所達成的協議。這只泊來的“螃蟹”于90年代初登陸我國并已在都市中悄然興起，但人們依然對此眾說紛紜，而搖頭反對者仍占主流。(一)婚前財產協議是不是該安靜地離開?有反對者認為：訂立婚前財產協議是對婚姻喪失信心的表現，將會帶來以下的困擾：感情的困擾。愛情是男女雙方結合的紐帶、婚姻的基礎，所以在每對即將邁入婚姻殿堂的男女看來愛情是無私的，互相信任，不分你我，而婚前財產協議完全是對他們愛情的褻瀆，也可能為日后感情破裂埋下伏筆。個體認識的困擾。大多數人認為簽定婚前財產協議是為了離婚分割財產作準備，而結婚并不是為了離婚，所以這樣的協議根本沒有必要。 社會壓力的困擾。中國社會長期的婚姻觀反對婚姻協議論，重視婚姻的道德性和倫理性，強調夫妻財產的一體化，而訂立婚前財產協議顯然有冒天下之大不韙之嫌。于是乎，婚前財產協議幾乎成了“世風日下，道德不古”的代名詞，愛情至上的人們惟恐避之不及。由此人們也產生了困惑：婚前財產協議，你是不是該安靜地走開?筆者以為，這樣的觀點似乎顯得過于傳統和保守，從經濟和法律角度考慮，婚前財產協議不失為雙方當事人的明智選擇。(二)將婚前財產協議進行到底?古人有句俗語：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這說明人生的無常，人性的脆弱以及無奈，即便如夫妻這么親密的關系也不能例外。筆者認為，婚前財產協議體現了現代人對婚姻生活的高度理性，不僅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以金錢、財產為籌碼的功利性婚姻，而且也是解決今后婚姻、財產糾紛的重要法律依據。 恩格斯在經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指出：私有財產的出現是出現一夫一妻婚姻制的根源。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一部分個人財產的急劇膨脹，夫妻之間的財產結構變得更為復雜，這才使人們開始意識到財富在婚姻中所占砝碼的比重有多大。財富和婚姻本來就是相依共生、不可剝離的東西，一夫一妻制存在的最重要的價值就是為了保護私權和私產安全。如果把婚姻當作一對一的私產 “交易”，把婚姻本質視作契約關系，把婚前財產協議作為一種附條件的合同，便足以簡單地解釋夫妻應當在契約履行前先坐下來清帳，計算各自的財富。其實，中國人的婚姻也從來沒有偏離過恩格斯的理性判斷，只不過大家平均不富裕、法律對私產保護不明確和不力的現實，以及個人主張私產的淡薄意識、中國重義輕利的傳統底蘊，抹煞了隱藏在風花雪月后的尖銳本質。①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判斷者和追求者，即使在夫妻共同體的形式下，仍不能掩蓋其“經濟人”的本質。法律所追求的是社會公共利益的最大化，它不會也不能代替個體作出對自身利益的判斷和選擇。而婚前財產協議的出現正是為 “經濟人”實現自身經濟價值提供了契機。中野在線董事長李建說：“早期夫妻創業，財富就不會解析得太清晰，但如果一個財富人士再次結婚，肯定會在私人物質占有和個人安全感方面有所考慮。”這一點被北京市律協婚姻家庭委員會的郝惠珍律師證實，現在做財產公證的有兩類人比較突出，一是再婚者，二是老年結婚者。②近幾年來，離婚案件中夫妻財產的分割是最為困擾法官的問題，使法官將大量的時間都用于財產的調查上，以至案件遲遲結不了，既增加了法院的工作量，又往往給當事人造成累訴。如本文引言中提到的李鐘鳴、胡海英夫婦離婚案中出現的一方隱匿、轉移財產，另一方得不到財產甚至背上債務的情況時有發生。在打離婚官司時，律師要對財產取證非常困難。相反，處于強勢一方，憑借錢權，輕而易舉能瞞天過海。當弱勢一方要求分割財產時，強勢一方一手遮天，或者將個體經營質變為合伙經營，或者將本該是共同財產的房子、廠房等生活、生產資料更換為別人姓名，或者將所擁有股票掛在別人名下，或者甚而出示審計結果表明企業虧損、要求另一方負擔共同債務……但隨著婚前財產協議的出現，給法官們帶來了新的希望。據江蘇某市一位“婚姻與人口學會”提供的一部分統計數據表明：在對一萬對離婚夫婦進行調查后發現，因沒有實行“婚前財產協議”的離異夫婦中，發生財產分割、爭執的，占59%強;反之，進行過“婚前財產協議”而后發生離異行為的夫婦，在財產分割方面比較順利，爭執也較少，這樣也避免了法庭以強制的手段予以裁決的激烈行為(據統計，在有過“婚前財產協議”的離異夫婦中，發生財產爭執、矛盾的，僅占8.9%)。由此可見，“婚前財產協議”在司法實踐方面是有積極意義的。實際上，在西方國家，婚前財產協議的適用早已相當普遍。特別是當未婚男女雙方財產懸殊時，這樣的協議更是有著廣闊的市場，如本文引言中所提到的著名球星羅納爾多在婚前與妻子簽訂的財產協議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例。我國新《婚姻法》第十九條的規定，將夫妻約定財產制提高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即是在私法領域給予當事人充分的自由，允許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自主處分其財產權利。婚前財產協議作為這種自由的體現，理應受到法律的保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