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婚生子女，可能無法像其他孩子一樣被父母視作掌上明珠，“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相反，他們從一出生就不得不背負親生父母的愛恨糾葛，面對傳統觀念下人們異樣的眼光……
我國婚姻法規定，非婚生子女享有與婚生子女相同的權利。然而，實際生活中，非婚生子女的權利保護面臨的困難和阻礙遠比婚生子女要多。
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少年庭對該院2008年以來審理的涉非婚生子女婚姻家庭糾紛案件進行了梳理和分析，聚焦非婚生子女權利保護的現實問題和破解思路——
案例一：拒絕做親子鑒定，可否就此逃避責任
2012年7月，年過四十歲的王雯一紙訴狀將大她11歲的李剛告上法院，要求判決李剛支付自己一人撫養兒子吳念14年來墊付的撫養費共計15萬元。
王雯說，早在1997年，她經人介紹與李剛相識。雖然當時雙方均已婚，但認識幾個月后，兩人就發生了關系。后來，王雯發現自己懷孕了，李剛要求打掉孩子，但自己還是堅持生下了兒子吳念。雖然兒子的“出生證”上“父親”一欄中登記的是前夫吳力華的名字，但吳念實際上是李剛的親生子。
一晃幾年過去了，王雯與前夫離了婚，后來幾經周折，又找到李剛。開始李剛還常來看孩子，可一段時間過去，李剛卻突然玩起了“失蹤”。好不容易又聯系上，此時的李剛卻矢口否認自己是孩子的親生父親。
“早就預料到他要賴，幸虧我把他抽剩的煙頭取走，拿去做了親子鑒定!”王雯說，鑒定結論為“不排除李剛為吳念的生物學父親”。
“出生證上寫的很清楚，吳念的父親是吳力華，怎么可能是我呢?王雯提交的鑒定報告有問題，我不認可!”李剛堅決撇清“關系”。
案件審理期間，王雯提出對李剛與吳念之間有無親生血緣關系進行重新鑒定，但李剛堅決不同意鑒定。
一審法院判決李剛向王雯支付2010年7月至2012年7月的撫養費共計1.8萬元(其他時段超過兩年訴訟時效)。對此，雙方均不服并提出上訴。
上海市一中院二審認為，王雯主張吳念的生父并非出生證上登記的父親吳力華，而是李剛，并提供了《司法鑒定意見書》予以證明。李剛雖然對檢驗報告的真實性和合法性予以否認，但未提供證據進行反駁。故法院推定王雯關于李剛與吳念之間存在親子關系的主張成立。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該案承辦法官丁慧指出，非婚生子女出生證父親一欄的姓名常登記不實，訴訟中當事人多申請親子鑒定。此時，如果被申請當事人拒絕鑒定，法院應如何處理?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婚姻法司法解釋(三)第二條第二款對此專門作出規定，即當事人一方起訴請求確認親子關系，并提供必要證據予以證明，另一方沒有相反證據又拒絕做親子鑒定的，法院可以推定請求確認親子關系一方的主張成立。
為了保障非婚生子女的權益，司法解釋中明確了“推定”親子關系成立的規定，根據這一規定，即便當事人一方拒絕鑒定，也不等于能夠就此逃脫應承擔的撫養責任。
當然，這一規定并非指申請親子鑒定的一方可以完全不用承擔舉證責任，相反，申請方應首先提供必要的證據，足以使人就被申請方與孩子之間存在親子關系產生合理的懷疑。在被申請人能夠做鑒定而不予配合，使申請人客觀上無法再進一步提供成立親子關系的證據，而進行鑒定所要證明的內容又明顯對被申請人不利的情況下，法院才能作出親子關系成立的推定。
案例二：“父母”各奔東西，非婚生子女歸誰撫養
2009年底，50歲的郭大興和20歲的李晶晶一同從老家到上海打工。同在異地打拼，兩人忘卻了年齡差距，很快走到一起，進而開始同居。2011年，兒子郭小出生了。
得知兩人的“戀情”后，李晶晶的父母堅決反對，立即將李晶晶接回老家。一年后，李晶晶與他人登記結婚，郭小則一直跟隨李晶晶生活，李晶晶的父母也常幫忙照看。
老來得子的郭大興不舍得失去郭小，但李晶晶不想讓郭大興介入自己新的生活，因此拒絕郭大興與兒子見面。
2013年3月，郭大興一紙訴狀將李晶晶告上法院，請求判令郭小由自己撫養，李晶晶每月支付撫養費1500元。
一審法院駁回了郭大興的訴訟請求，判決認定郭小由李晶晶撫養，郭大興每月支付李晶晶子女撫養費600元，至郭小18周歲止。
郭大興對一審判決不服并提起上訴，堅持要求將郭小判歸自己撫養。
法庭上，郭大興情緒激動：“李晶晶沒有固定的經濟來源，怎么撫養孩子?我每月2000元的穩定收入，孩子由我撫養更合適!”
李晶晶沒有親自到庭，但提交了書面意見，表示孩子還不滿2周歲，由郭大興撫養并不合適，要求法院判決郭小繼續跟隨自己共同生活。
二審法院認為，郭小尚年幼，且自郭大興與李晶晶分居之后，一直隨李晶晶共同生活，至今已形成相對穩定的生活環境，而維持現有生活的穩定性和連續性，對郭小的健康成長最為有利，遂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該案承辦法官陸文奕指出，法院判決認定子女歸誰撫養，以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長作為最重要的原則。通常來講，除母親患有嚴重疾病、被判刑，或有吸毒、賭博惡習等特殊情況外，一般認定兩周歲以下的子女隨母親生活，以保證處于哺乳期內的嬰兒健康發育成長。對于2周歲以上的子女，則要綜合考慮父母的經濟狀況、個人素質、生活環境、對子女的責任感等，來認定子女撫養權的歸屬。10周歲以上的子女隨哪方共同生活，應當聽取子女本人的意見，子女的意見將作為法院判定撫養權歸屬的重要參考。上述案件中，郭小不滿2周歲，自出生以來一直隨李晶晶生活，客觀上沒有不利于郭小成長的情況存在，且李晶晶也愿意撫養孩子，因此，法院最終判定郭小繼續由母親撫養。
案例三：非婚生子女的撫養費，給多少合理
一次偶然的機會，80后女孩程曉婷與比自己年長14歲的劉世中相識。劉世中經營著幾家公司，出手闊綽，很快贏得程曉婷的芳心。2010年，程曉婷生育一子劉恒。
兒子出生后沒幾個月，突然有一天，一個女人抱著孩子找上門來，要求劉世中支付孩子的撫養費……程曉婷這才知道，劉世中竟同時跟其他女性保持著“不正當”關系，還有了孩子。
一氣之下，程曉婷將劉世中告上法院，同時拿出了早在兒子出生前，就與劉世中協商簽訂的《子女撫養費協議書》，要求判決劉恒歸自己撫養，劉世中按照協議約定的撫養費數額，支付劉恒2010年的撫養費6.5萬元。法院最終判決支持了程曉婷的訴訟請求。
時隔兩年，程曉婷再次來到法院，訴請劉世中支付2012年3月至2013年5月的撫養費共計6萬元，因為自2012年3月起，劉世中又開始拖欠撫養費……
一審法院支持了程曉婷的訴訟請求。劉世中不服，提出上訴。
法庭上，劉世中嘆了口氣說：“2012年因投資失敗，我名下房產已被法院查封，沒有能力繼續履行協議，法院應該調低撫養費支付標準。”
此言一出，立刻遭到程曉婷反對：“劉世中名下有十幾套房產，一兩套被查封不能說明他沒有支付能力!”
上海一中院二審認為，劉世中與程曉婷就子女撫養費用的數額和期限達成的協議真實有效，劉世中應按照協議約定支付劉恒的撫養費。劉世中以其經濟狀況惡化，沒有支付能力為由要求降低撫養費標準，但其提供的證據只能證明其涉訟，并不足以證明其已經沒有經濟能力按照原協議約定的標準支付撫養費。因此，劉世中要求調低撫養費的主張缺乏事實依據，遂據此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該案承辦法官潘兵指出，實踐中，非婚生子女撫養費糾紛案件呈現出“一異一同”的特點。“異”是指撫養費數額的認定往往“高低懸殊”，即雙方事先簽訂撫養費協議的情況下，法院最終認定的撫養費數額明顯高于無協議的案件。這是因為前一類案件中，男方多有一定的事業基礎、經濟條件較好，與女方屬于婚外同居。出于“非婚生”的特殊性，女方多在孕期就與男方“談判”，協議約定數額較高的撫養費。相反，在雙方沒有撫養費協議的案件中，因原告很難舉證證明被告的經濟情況和支付能力，相對前一類案件，法院判決認定的撫養費數額往往較低。
“同”是指撫養費糾紛案件的一個共同點是重復訴訟多。有協議的情況下，因被告不履行協議，拖欠支付，原告隔一兩年就到法院起訴，討要撫養費，上述案例就是如此。而在沒有協議的情況下，原告同樣會隔幾年就以物價上漲、孩子需求增加等為由，起訴要求被告增加撫養費。經歷多次訴訟，雙方往往積怨已深，情緒激動，法院化解矛盾、案結事了的難度較大。
■調研分析
涉非婚生子女婚姻家庭糾紛四大特點
上海一中院對涉非婚生子女婚姻家庭糾紛案件進行梳理分析后發現，該類案件有四大特點：
一是案件數量逐年增長。2008年，該院審理涉非婚生子女婚姻家庭類糾紛上訴案件共5件，占全部婚姻家庭類糾紛案件的5.7%。2013年該類案件數量上升至16件，占比上升至18.5%，案件數量增長明顯。
二是涉案父母年齡漸趨年輕化。該類案件中，涉案父母有超過三成為“80后”，近一成為“90后”，非婚生育的父母年齡結構出現年輕化趨勢。
三是男方要求親子鑒定的比例較高。超過六成的案件男方為確認孩子身份而要求親子鑒定;女方為原告的案件中，男方對女方訴前進行的鑒定結論不予認可，故在訴訟過程中要求重新鑒定的約占一半。2011年以來，有4件案件因一方當事人拒絕鑒定，最終由法院對親子關系成立與否作出推定。
四是絕大多數案件孩子判歸母親撫養。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母分手后，生父對孩子的照顧和精神投入往往非常欠缺。因此，在非婚生子女撫養權糾紛案件中，法院判定孩子歸生父、生母撫養的比例大致為1比7，判歸生母的比例較高，遠高于婚生子女的撫養權糾紛案件。
■社會觀察
非婚生子女處境不容樂觀
在非婚生子女的腦海里，“父親”要進行親子鑒定才肯認自己，“父母”不是親密愛人，而是對簿公堂的“敵人”……這些問題的存在，使非婚生子女處境不容樂觀。
親子鑒定是道“檻”
“案件審理過程中，我們發現不少親子鑒定申請人的實際目的是通過訴訟，獲得一紙親子鑒定結論書，以方便給孩子報上戶口。”上海一中院少年庭副庭長蔣紅瑋說。
對于非婚生子女報戶口的條件，我國大部分地區均作出了不同于婚生子女的規定，即必須出具生父母雙方與孩子的親子鑒定證明。
“一方不配合鑒定的，法院尚可在滿足一定條件下推定親子關系成立。但現實生活中很多情況是孩子的生父為逃避責任，早已銷聲匿跡。人都找不到，怎么做親子鑒定呢?”上海政法學院教授、上海市法學會未成年人法研究會會長姚建龍說，“法律規定非婚生子女與婚生子女享有同樣的權利，但‘親子鑒定’ 卻成了不少非婚生子女報戶口時難邁的一道‘檻’。雖然這一規定便于人口管理，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無形中把父母結合未被社會認可的責任和后果，轉嫁到子女身上，與公認的‘兒童最大利益原則’是不相符的。如何完善現有戶籍制度，保護非婚生子女受教育權、享受社會福利權、身份權等公民基本權利的實現，值得深思。”
撫養費用落實難
從非婚生子女的撫養現實情況看，不少非婚生子女的處境不容樂觀，尤其是生父母后來各自組建家庭并養育子女的情況下，非婚生的孩子往往在雙方家庭中都備受冷落。還有的生父認為給孩子的撫養費實際上都被孩子的生母用于自己的開支，因此不愿支付撫養費，孩子夾在父母的恩怨糾葛之中，處境更加艱難。
“我國缺乏完善的兒童福利體系及相應的機構墊付制度，導致一些非婚生子女在父母雙方條件有限或一方不聞不問的情況下，基本的物質生活難以保障。”姚建龍說。
實際上，大部分當事人不服一審法院關于撫養費的判決而提出上訴，都是認為法院判決的撫養費數額過低，與被告的經濟條件不成正比。
對此，蔣紅瑋提醒說：“法官會盡可能查明被告的收入情況、支付能力等，但舉證責任仍在原告一方，原告要增強證據意識，有關被告的經濟條件，要用證據‘說話’。雙方如能達成撫養費協議，對撫養費的落實會更有保障。”
心理疏導亟待關注
非婚生子女與普通孩子不同的經歷和感受，很容易造成他們孤僻、自卑、過度敏感的心理，在沒有專業心理咨詢人員的介入下，甚至可能造成性格上的扭曲和對社會的仇視。
“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是上海首家為社區青少年提供專業化教育、管理和服務的民間組織。“中心”工作站站長徐斌介紹說，近幾年在社區工作和涉少案件的社會關護工作中，都會出現非婚生子女的“身影”。目前，非婚生子女已成為青少年事務社工重點關注的群體之一。“對具有心理困擾的非婚生子女，我們采取‘一對一’的個案服務方式，及時了解他們的想法和困惑，盡可能幫他們解決困難，還經常邀請他們參與社團組織，如足球社、琴藝社等，培養他們自信、自強、自主和團隊合作的精神。”
徐斌坦言，非婚生子女群體較為特殊，應當采用特定的、有針對性的工作方法，但又不能讓這些孩子感覺被貼上了“非婚生”的“標簽”，這就對社工的能力和素養提出更高的要求。與此相反，目前針對這類工作的專業化培訓仍顯不足。非婚生子女的心理疏導宜早不宜遲，讓他們的童年像其他孩子一樣灑滿陽光，需要全社會的共同關注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