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此事，有人批評“中國無剝奪監護權的制度”因而發生此事，也有人針對這一批評稱“國家剝奪父母監護權是野蠻制度，允許父母出售監護權才能避免”。事實上，中國法律有變更父母無能力時監護權的規定，但難以適用于吸毒者。而基于“子女最佳利益”，毒癮者對子女的監護權應該直接轉托給近親。
中國現行法律不利于變更重度毒癮者子女的監護權
中國法律目前缺乏認定吸毒人員“沒有監護子女能力”的具體依據，無法直接評估吸毒者的監護能力
一般情況下，吸毒人員屬于不宜、不能和無力履行監護人職責的特殊個體，但是中國現行法律與政策卻并未對此做出特別的規定。盡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規定“認定監護人的監護能力，應當根據監護人的身體健康狀況、經濟條件，以及與被監護人在生活上的聯系狀況等因素確定”，但卻并沒有明確將吸毒成癮或在機構內戒毒狀態列為“沒有監護子女能力”的情形。中國現行法律政策而言，也缺乏支持吸毒人員履行監護職責的制度與措施。此外，中國目前雖然有確認精神病人行為能力的規定.但卻缺乏認定吸毒人員行為能力的具體制度和依據。
《民法通則》和慣用的最高院司法解釋都委托居委會、村委會、吸毒者工作單位等明顯不得當的機構處置無力監護未成年人的情況
從理論上和中國現行法律法規的條文規定來看，吸毒人員未成年子女監護缺失問題是不應出現的。《民法通則》第16條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監護人。”如果“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經死亡或者沒有監護能力的，……經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單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同意的。對擔任監護有爭議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單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在近親屬中指定。……沒有第一款、第二款規定的監護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單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員會、村民委員會或者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但中國現行民法是上世紀80年代制定的，監護人缺位時主要由居村委和單位出面承擔。在當時社會條件下由于“單位辦社會”，單位和居村委的控制力量比較強。但隨著中國社會轉型，傳統單位及社區與個人之間的關系已大大弱化，再由居村委或單位落實監護職責便勉為其難，父母所在單位或居委會、村委會已經明顯不能自行充當監護人。
《刑法》中“遺棄罪”和“虐待罪”是自訴案件，未成年人極難自行搜證起訴失職父母
《刑法》規定有“遺棄罪”和“虐待罪”：對不撫養或以凍餓等消極行為虐待家庭成員的，要追究刑事責任。在法律中，這是對父母或其他監護人的最重處罰。不過，這些罪名在現實中面臨著執行難度。遺棄罪是自訴案件，虐待罪除非致人重傷或死亡，否則也是自訴案件，即公安和檢察院一般不會介入，需要被害人有證據證明被告人犯罪，直接向法院提起訴訟。但《刑法》此規定缺乏“兒童視角”，立法沒有考慮到兒童作為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一個幾歲的孩子，自然極少有可能有意識有能力去搜集證據，證明自己的父母構成虐待罪或遺棄罪。
處置毒癮者子女監護權應以子女利益而非父母利益為先
世界通行的民法原則上，父母對子女的監護有不得求償的強制義務性質，不能以買賣變更吸毒者子女監護權
在南京慘劇發生后，有人稱若法律允許父母出售子女監護權利則可避免此事。但父母對子女的監護，義務色彩更為濃重。在世界大多數國家通行的民法原則中，“父母―子女”監護關系中的父母監護人有責任為被監護的子女提供服務，而且在大多情況下，這種服務的提供完全無償，被監護人對這種服務不必對應補償，父母也不得請求報酬。其次，監護人提供服務時，也不存在與被監護人協商的情形。其提供的服務，完全來自公德與法律的規定，具有某種強制性。父母對子女的監護首先是建基于人類公德上的義務，而非可以倚之牟利的權益。
19世紀起，美國的法庭就開始判定父母行使親權時，應以子女的安全與利益為考慮。1970年代后西方國家多規定法院須秉“子女最佳利益”判決未成年子女監護權歸屬
早期的羅馬法和習慣法將未成年子女視為父親的財產，不論在家庭或社會其他領域，父親一向有掌控未成年子女的權力/權利。此一觀念所及，父母出售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權自是理所當然。但十九世紀以后，在個人主義影響之下，未成年子女逐漸脫離父親的財產范圍。1838年時一位美國緬因州的法官明確在判決中特別提到，兒童并非父母親的財產，決定子女親權行使之時，應以子女的安全與利益為考量。
自1970年代以來，現代各國在處理未成年子女監護問題時漸漸轉向子女最佳利益原則。子女最佳利益原則要求法官在確定未成年子女監護權的歸屬時，不考慮父母權益，只是根據子女的福祉和最大利益，基于具體情況是否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而直接決定監護權歸屬，必要時，甚至可以摒棄自然父母而在其他自然人或社會機構中尋找監護人。英國1971年的《未成年人監護法》、1989年《兒童法》都將子女的利益規定為子女監護事件中應最優先考慮的因素。美國1973年《統一結婚離婚法》為全美各法院設立判定子女最佳利益的準則：父母雙方以及未成年子女的心理與生理健康情形;未成年子女的意愿;該未成年子女與父母親、其兄弟姊妹，或其他對該子女利益有所影響者之間的互動關系;該未成年子女在家庭、學校以及小區之中的適應情形。《德國民法典》也規定了法院采取最符合子女利益的原則。
域外多將吸毒者子女監護權轉托給近親
日本等地民法典規定由未成年子女的最近尊親屬糾正或剝奪被不當行使的父母親權。臺灣規定父母無力監護時，其后法定順位監護人若不主動拒絕就自動擁有監護人義務
域外大都將申請法院限制吸毒人員民事行為能力的權利明確賦予親屬。例如日本民法典第834條規定，未成年子女的親屬或檢察官有權請求法院剝奪父母親權：中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1090條規定，未成年子女的最近尊親屬或親屬會議有權糾正濫用親權行為，糾正無效時可請求法院干預。而且中國臺灣地區民法典第1094條規定，當“父母均不能行使、負擔對于其未成年子女之權利、義務”時，法定順位監護人，“應于知悉其為監護人后十五日內，將姓名、住所報告法院后，并應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指派人員會同開具財產清冊。然法定監護人未于法定期間內報告法院，并無……視為拒絕就職之規定，其法定監護人之身分不受影響。”
英國《1895 年簡易程序司法權(已婚女子)法令》及衍生的香港現行《分居令及贍養令條例》規定申請者若能證明配偶有慣性吸毒或酗酒等不當行為，就能獨自行使該婚姻所出子女的法定管養權
香港現行《分居令及贍養令條例》是處理關于與配偶分居的規定。條例中大部分條文均是源自《1895 年聯合王國簡易程序司法權(已婚女子)法令》。此法令起初旨在授權裁判官保護已婚女子;這些女子的丈夫都是慣性酗酒者或曾因襲擊她們而被定罪。從《1895年法令》衍生的香港《分居令及贍養令條例》規定：如果申請者有證據指稱配偶有慣性酗酒或吸毒、遺棄等不當行為，區域法院有權發出命令，將該婚姻所出子女的法定管養權單獨交付予申請者。
結語：父母或許會失職，但能履行監護職責的并非除了父母就只有政府和花錢買孩子的拐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