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組河南“豬圈男孩”照片在網上瘋傳。照片中的男孩兒蓬頭垢面、衣著凌亂，和一只幼豬共處在一輛滿是污漬的泔水車里。正當人們唏噓不已時，江蘇南京又爆出“小兄妹被祖父鎖入狗籠”的新聞。
“與豬同住”、“被關狗籠”的孩子并非孤兒，卻是監護人嚴重缺位的“事實孤兒”。他們的合法權益，如何來保障？
7月29日，《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草案)》公開征集立法意見，其中擬規定：“不得讓未滿六周歲或者基于生理原因需要特別照顧的未成年人獨處。”參與草案擬定的全國律協未成年保護委員會委員李某某告訴媒體，草案規定“將在民政部門下設置實體的未成年人保護中心”，是全國范圍內的重要突破。
“監護權干預”條款為何難落實
據媒體公開報道，“豬圈男孩”系河南濮陽清豐縣的劉洪某，其母患有精神障礙，對他常施以暴行。不論盛夏寒冬，7歲的洪某長年睡在自家院落里，至今不會與人交流。而江蘇小兄妹的父母屬未婚先育，母親于兩年前不辭而別，父親因外出打工將孩子交由祖父照看。祖父白天外出，無暇看管，只能將兄妹倆鎖入狗籠，以防其走失。
“看到小洪某時，我們真的很揪心：一個好好的孩子怎么成了這樣？”民間公益組織“濮陽愛心聯盟社”負責人宋某某告訴媒體，洪某的母親精神失常，“或許她自己對于‘孩子’并沒有概念，也意識不到自己的行為對孩子造成了傷害，更談不上正常行使監護權。”
宋某某介紹，濮陽愛心聯盟社自2013年成立以來，接觸了不少像洪某一樣雖有父母卻不能被好好監護的孩子。“這些孩子大多數跟著爺爺奶奶等住，生活較為拮據，教育條件也落后于正常的同齡孩子。”
類似悲劇早已有之。2013年，因母親吸毒，南京江寧兩女童在家中被餓死；2014年，媒體報道稻城女童8年來生活在豬圈，身高只有78厘米，無法正常交流……對于近期媒體關于家庭監護權的大量關注，北京師范大學公益研究院院長王某某點了個“贊”。“一個現代社會，一定是以‘兒童優先’理念作為重要標志的。過去媒體對此類事件報道得較少，并不代表之前沒有類似案件的發生，當下越來越多的關注，是公共道德領域的巨大進步。”
在相關報道中，一個數字頻頻被提及：“北京師范大學兒童福利中心課題組推算，截至2011年，全國事實無人撫養兒童的總數可能在57萬人左右。”但實際上，王某某告訴媒體，那組數據指的是“孤兒”而非“事實孤兒”。“因為‘事實孤兒’難以界定，所以我們并沒有統計相關數據。”
對“不管孩子”的父母，我國《民法通則》與《未成年人保護法》中均有“撤銷監護權”的規定。2014年12月發布的《關于依法處理監護人侵害未成年人權益行為若干問題的意見》中也有條款明確指出：被申請人有下列七類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判決撤銷其監護人資格：性侵害、出賣、遺棄、虐待、暴力傷害未成年人，嚴重損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將未成年人置于無人監管和照看的狀態，導致未成年人面臨死亡或者嚴重傷害危險，經教育不改的；拒不履行監護職責長達6個月以上，導致未成年人流離失所或者生活無著的；有吸毒、賭博、長期酗酒等惡習無法正確履行監護職責或者因服刑等原因無法履行監護職責，且拒絕將監護職責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給他人，致使未成年人處于困境或者危險狀態的；脅迫、誘騙、利用未成年人乞討，經公安機關和未成年人救助保護機構等部門3次以上批評教育拒不改正，嚴重影響未成年人正常生活和學習的；教唆、利用未成年人實施違法犯罪行為，情節惡劣的；有其他嚴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行為的。
但真正撤銷了父母監護權的案子，目前在國內并不多見。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主任佟某某也告訴媒體，歷年來全國受理的類似案件是“少之又少”。
媒體梳理發現，自2015年1月1日《意見》實施以來，撤消父母監護權的“首例”是在江蘇徐州發生的“生父性侵女兒”一案。在這一案件中，江蘇徐州銅山區民政局取得未成年人小玲的監護權。民政局當庭表態，將采取助養或寄養方式，讓孩子住在指定村民家。
“監護權干預”條款的落實，為何如此艱難？
王某某告訴媒體，一方面，受“不打不成器”等社會傳統文化觀念影響，社會大眾對“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暴力”往往采取習以為常的態度，“一般認為管教孩子是家庭內部事務，外人不便干預，導致法律執行起來較為困難”。
另一方面，專家指出，像小玲一樣“住在指定村民家”畢竟不能成為監護“事實孤兒”的制度性舉措。在“監護權干預”之后，我國目前還缺乏接受的“事實孤兒”的專職機構。
缺乏專職兒童保護機構是“癥結”
我國相關法律規定：“父母被剝奪監護權了之后，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民政部門擔任監護人，由其所屬兒童福利機構收留撫養。”而在實際操作中，王某某認為，我國相關的體系卻仍舊尚未健全。
“沒有現代發達的兒童管理行政體系，保護兒童權益便很容易成為空中樓閣似的口號。”王某某認為，當下中國處于社會轉型期，在兒童管理方面的機構設置較為傳統，政府行政職能缺失，執行力也不夠強。
“婦女的權益受到了侵害，大家會想到找婦聯，而兒童權益受到家庭的侵害時，大家第一反應能是什么呢？”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皮某某對媒體指出，中國社會對于兒童權益保護的介入狀態，仍是“缺位的”。
王某某介紹，目前全國共有幾百家兒童福利院，“工作人員才1萬多人，很多中型城市甚至沒有”，“而一些相關的青少年權益保護社會組織也處于‘剛起步‘狀態，不能及時有效地為家庭監護權缺失問題提供幫助，政府也缺乏在相關組織資金和設施上的投入。”
佟某某介紹，目前我國專門保護兒童的綜合機構有兩個：一個是國家和地方各級婦女兒童工作委員會，另一個則是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及其辦公室，但沒有國家級的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
“一個未成年人權益保護問題的處理涉及公安、民政、衛生、教育、社區、婦聯等多個部門，屬于責任的交集范圍，但卻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負責，容易導致責任落不到實處、協調難度大、互相推卸責任等等狀況的出現。”佟某某說。
“小洪某現在住在姑姑家，已經會叫‘爸爸媽媽’了。”說起洪某的現況，宋某某滿是欣喜。在接受媒體采訪當天，愛心社的志愿者們還帶著些零食和資金去了洪某的家。
宋某某告訴媒體，前不久，愛心社群里的“拍客”恰巧拍到了孩子的生活狀況。自己知道之后，就立即組織各個成員來到了洪某的家中。大家決定自籌資金，對孩子進行長期資助，并定期對其進行智力上的引導和開發。
“雖然國家有敬老院和福利院，也提供了不少政策和資金上的支持，但社會上肯定還有很多政府觸及不到的角落，這就需要我們民間組織去幫扶。”宋某某說。
“兒童權益保護這件事情，不能讓民間單干，得政府和民間一起來。”王某某說，政府不但要鼓勵民間組織的發展，還要盡快健全自身的行政體系，要設有獨立的專職的國家兒童保護組織，保證專職、專人、負責專事。
南京立法能否終結“事實孤兒”困局
7月29日，《南京市未成年人保護條例(草案)》(征求意見稿)公開征集立法意見，擬規定，不得讓未滿六周歲或者基于生理原因需要特別照顧的未成年人獨處；行政機關、學校、幼兒園、醫療機構等單位及其工作人員發現未成年人遭受監護人侵害的，有立即向公安機關或者綜合服務平臺“強制性報告”的義務。
參與這部草案擬定的全國律協未成年保護委員會委員李某某告訴媒體，在民政部門下設置了實體的未成年人保護中心，這是草案的一大亮點，也是全國范圍內的重要突破。
“國家設有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但這只是一個宏觀的協調機構，而非實體機構，此次南京草案設立了未成年人保護中心，相當于地方政府的職能部門，有專人專職來做事，這在全國還屬首例。”
王某某還建議，社會可以對家庭監護權問題進行公共討論，不是一味地批判和揭露，而是對解決方案和價值導向進行探討。“政府要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及相關配套機構，填補責任的空白區。加大相關設施的建設，在社區、城市、農村等建設兒童活動的場地，每個縣市至少設有一個兒童福利中心，承擔相關業務的指導。”
媒體了解到，相比于《未成年人保護法》，南京的地方性法規草案對于未成年人保護方面多了“行政保護”的層面。當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未成年人保護中心由政府直接主導，能在第一時間集多數相關部門的力量來有效維權。
“當然，草案仍有待完善，如部門間的協調銜接、具體的保護措施等等尚未完全明確，而草案規定的救助范圍也僅限于困境兒童。”李某某說，“這是一條任重道遠的路，需要我們慢慢摸索”。
皮某某指出，社會應當摒棄家庭監護權是“家務事”的這一成見。“一旦孩子的個人正當權益受到侵害時，公權力就可以合法干預。”王某某也認為：“我們的教育要讓孩子知道，自己的尊嚴、幸福、健康是受到社會保護的，即使家長也不能將孩子當成私人物品，進行隨意處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