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明明有公證遺囑卻被指無效明明有確權證明卻被分割遺產
遺囑指定的私房繼承權也能"被拆遷"嗎?
關注同案不同判下的另類"非暴力拆遷"
私房拆遷后該如何繼承?近來，上海浦東和南匯兩家法院出現了"同案不同判"的意見和做法：一方認為拆遷后的安置房是原有私房價值的形態轉換，有遺囑的仍應按遺囑繼承；一方認為私房拆遷后即為房屋滅失、遺囑失效，現房應重新按法定繼承。
轉型時期的私房拆遷是事關千家萬戶的社會敏感問題，因拆遷而衍生的侵權事件已在社會上造成了不少悲劇。鑒于《繼承法》的效力和作用高于《拆遷條例》，我認為，私房即使拆遷，也應受到憲法及《繼承法》的保護，任何個人和組織不能以拆遷為名，否定和削弱《繼承法》對公民財產的保護，更不能以房產權證登記來對抗繼承法"有遺囑的按遺囑繼承"的法律。目前，隨著《物權法》的頒布實施，飽受爭議的拆遷制度即將修訂和廢止，法院應該審時度勢用法律來糾正因拆遷而造成的公民私權被侵、受損的不合理現象，而不是助長投機取巧者鉆法律空子借拆遷之機攫取不當得利。因此，拆遷后的房屋究竟是依遺囑繼承還是依法定繼承?法院應有相應的司法解釋，而不能隨意由法官的自由裁量而讓公民為拆遷反復買單，并承擔因拆遷而帶來的財產滅失風險。為了求證拆遷后的私房是否真正滅失?現將本案系爭房屋的來龍去脈和審理情況介紹如下。希望通過向論壇"拋磚引玉"，懇請媒體、法學專家對本案遺囑繼承權因私房拆遷而隨之"被拆遷"的做法是否違憲、違法作出客觀的評判。
一、緣起一場跨越20年的家庭遺產糾紛案
我家住上海，父母曾生有二子一女，長子、我(次子)和妹妹。長子結婚后與父母因爭奪住房長期爭吵。父母不堪忍受長子一家的騷擾和虐待，于1986年7月15日到公證處辦理了析產和遺囑公證手續，排除了長子的繼承權,明確他們去世后遺產分別由我和妹妹繼承。1988年底，母親突發腦溢血去世。1990年，長子首次以分割、繼承母親遺產為由提起訴訟，被法院以公證遺囑，裁定排除了他的繼承權。妹妹繼承母親遺產后，長子不久就搬往別處，從此與父親、弟妹斷絕往來，家庭親情關系名存實亡。因懷恨被排除繼承權，直至父親去世的18年間，長子都未登門對父親盡過一次贍養義務或精神撫慰。
1997年，私房動遷時，父親、我和女兒按戶口被安置到上海浦東博華路，之后，又將房屋置換到現在浦東南碼頭路37平方米住房。2001年3月，經協商，由我出資13250元和父親辦理了售后公房按份共有的產權證。隨后，父親在公證遺囑的基礎上，于2005年2月3日又與我簽署了一份《購買公房協議書》，針對"按份共有"產權另行作出了附義務、附條件的確權約定：1、明確我是房屋的實際產權人；2、約定我無條件地免費讓他居住到死亡，并授權我在他死后全權處置房屋。實際上自1995年父親腦梗病危將公證遺囑托付我時，我就先行墊付了父親的一切醫療、生活開支，按父親要求履行了指定遺囑繼承人應盡的贍養義務和協議約定。2005年7月15日，父親根據我盡心贍養他的實情，在最后一份遺囑中寫明："我死前結余人民幣9萬元和金戒指三只，統統歸王斯綱一人所有。"次年6月21日父親因病去世，我和妹妹按父親留下的遺囑毫無爭議的繼承和處分了父親的遺產。2008年12月9日，父親去世兩年后，長子再次將我和妹妹列為被告，向法院要求按份繼承父親遺產。2009年6月3日，浦東新區法院一審判決認為，雖然被繼承人辦理過公證遺囑，但其標的物已被拆遷，且并未辦理相關公證遺囑的變更，故認定該遺囑已經失效，并對《購買公房協議書》中關于系爭房屋的確權、約定和處分意見，法院以"不足確信"，未予采納。因此，三份至關重要的優勢證據，被法官砍去兩個，只采納了最后一份自書遺囑，即9萬元和3只金戒指由我按遺囑繼承,而將系爭房屋定為未處分遺產(折價22.5萬元)由三子女法定繼承。由于法官認定前兩份遺囑證據失權，最后法院雖然判令由我繼承父親所有遺產，但須分別支付長子3萬元(因未盡贍養義務而少分)和妹妹8.5萬元(包括先期支付的1.8萬元)。
一審判決后，原、被告均因不服，先后向市中級法院提起上訴。經過長達半年的延期審理，2010年1月5日，二審法院認為原判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20年前父母因長子忤逆不孝，以公證遺囑排除了他的繼承權。20年后因私房拆遷，法官卻以遺囑失效為由，又幫助不盡贍養義務、遺棄被繼承人的長子恢復了繼承權。
"私房拆遷并不意味財產滅失和遺囑失效?"根據上海南匯人民法院的案例，我因不服上海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法定繼承"的終審判決，于2010年5月12日，向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依法提出申請再審(滬高民一(民)申字第604號)。6月28日，市高院再審法官在約見談話時要求我撤拆，她認為，房屋拆遷后被繼承人應另立遺囑，并籠統地表示，現有系爭房的確權要以《物權法》規定的產權登記為準，雙方簽訂的協議證明不足為信。當事人當即質疑：《物權法》2007年才實施，協議是2001年簽訂，被繼承人2006年去世，他怎么知道《物權法》的規定?但法官不置可否。并對當事人引證的3例法院認定的"特別約定和協議證明有效"產權轉移登記案例，再審法官又以我國不是案例法國家為由加以排斥和否定。
二、私房拆遷理應按遺囑繼承，為何本案不能"同案同判"?
原判決認定事實是否清楚?適用法律是否正確?被告證據是否失權?從客觀事實來看，本案存有諸多疑問。
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是公正司法的準則。當前，正值社會轉型時期，征地、搬遷、拆遷、強遷中爭議現象屢見不鮮，由此激發的矛盾糾紛、社會熱點和法律盲點層出不窮。2009年6月8日和11日，在本案一審前，上海《解放日報》、《新民晚報》曾先后報道：上海南匯區人民法院依據客觀事實和常理，對一起姐妹之間的遺囑繼承糾紛案作出判決，認定被繼承人獲得的拆遷安置房份額應按遺囑繼承。并認為，雖然遺囑所涉房屋因動遷確已不存在，但獲得的安置房顯然是其原有房屋價值和形態的轉換。故對原告認為遺囑所指標的物已滅失、遺囑無效的意見不予采納。一審判決后，雙方息訴止爭，社會效果、法律效果相得益彰。反觀本案，官司從2009年1月打到2010年1月，一、二審法院在拆遷房屋是否滅失、公證遺囑是否有效的認定上卻與南匯區法院截然不同，判決效果也差強人意。為什么同在浦東卻不能同案同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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