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了一趟公交，拐了兩趟地鐵，76歲的老人劉華一個人從北京豐臺趕到西城區的西交民巷73號門前，加入長長的隊伍。這群頭發早已花白的老人們，正等著進入眼前這個不起眼的門臉——中華遺囑庫——完成自己的遺囑登記。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劉華為化名)
“剛啟動的時候，有的老人凌晨天還沒亮就來排隊了。” 中國首個公益遺囑庫中華遺囑庫主任陳凱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去年3月21日，中國老齡事業發展基金會和北京陽光老年健康基金會共同發起主辦的中華遺囑庫正式啟動，自此這個一向安靜的小院立即熱鬧起來。
而他們，不過是打算來登記遺囑的老人中的一小部分。據陳凱介紹，截至目前，有3.8萬余名老人進行了遺囑預約，排隊排到了明年年底。甚至，有個別預約老人還沒等到辦理遺囑登記就已離世。
對北京這座60歲以上老年人口正以每天400人、每年15萬人的規模和年均6%的速度增長的城市來講，這些準備登記遺囑的老人依然是小數目。不久前，位于朝陽區的第二登記中心也正式掛牌運行。
這只是一個開始。陳凱還準備開設中華遺囑庫第三中心、第四中心，把中華遺囑庫辦到上海、廣東去。“繼承是一個沉重的話題。”陳凱說，“我們所展開的，將是一場有關生死的觀念革命。”
老齡化的現實和遺囑的缺失
劉華老人拄著拐杖，瞞著孩子，“偷偷摸摸”來到西交民巷。他不想讓自己的兒女提前知道，“免得影響家庭和睦”。
就在幾年前，大他4歲的哥哥剛過世，家里幾個孩子就因為財產繼承問題鬧上了法庭。“我大哥要是立了遺囑或許就好了。”劉華老人嘴里咕噥著。他準備“吸取教訓”，打聽到中華遺囑庫便趕來預約。
這個由陳凱推動成立的公益項目，已經平穩運轉了一年半時間。4個窗口總共成功辦理的遺囑登記有6700多份。在這不到600天里，中華遺囑庫免費提供的遺囑范本從14種增加到22種，還推出社區服務中心預約、寄排隊卡提醒老人等措施。
據遺囑庫工作人員介紹，配合遺囑范本自動適用軟件，遺囑庫可以為90%以上的老人一次性出具并打印符合老人意愿的遺囑草稿，前來辦理遺囑登記的九成老人可以一趟辦完。北京市第二登記中心開通后，本來排到2017年年底的遺囑登記最快可以在明年年底辦完。
但是即便這樣，中華遺囑庫的工作仍然遠遠跑不過中國的老齡化水平。中國民政部副部長竇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國60歲以上老年人數量已超過2億，占總人口的14.9%。這一比例明顯高于10%的聯合國傳統老齡社會標準。這意味著中國僅老年人口數，就相當于印尼的總人口數，已超過了巴西、俄羅斯、日本。
其中，立遺囑的比例非常之低。根據一份調查統計，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每年自然死亡的老人當中，立有正式遺囑的大約不會超過10%。“在二三線城市，以及農村，比例會更低。”陳凱介紹說。
據統計，2014年，北京60歲及以上常住老年人口將達300萬，占總人口的14.2%。陳凱認為，即使10%的老人有訂立遺囑的需求，其總量也將達到30萬人，就目前北京其他遺囑服務機構的接待能力而言，要近60年的時間才能滿足這些老人訂立遺囑的需求。
“相比之下，成年美國人立遺囑的數量是49%，英國人2009年一年有36%的人更新遺囑。”陳凱向記者介紹，“這種差距可以說是天壤之別。”
多年前，陳凱的父親去世時，也沒有留下遺囑，除了一句話：“好好讀書!做有意義的事!”“我總是想，父親要是諸葛亮就好了。”陳凱頓了頓說，“那樣我可以每次遇到困難的時候，就可以打開他留給我的一個錦囊。”
陳凱成為了一名職業律師。多年的實踐經驗讓他將眼光投向被業內稱為“死亡沙漠”的繼承法領域。在他看來，這里可能就是父親所囑咐的“有意義的事”。
立遺囑前，吃不好也睡不好
“我，劉華，現在頭腦清楚、思維清晰，能夠正常理解并清楚表達我本人的意愿。為訂立遺囑，我聲明如下事實……”在一臺攝像機前，老人念著自己一個字一個字抄下來的遺囑書。因為眼睛不太好使，老人寫了不少錯字、別字，遺囑上面，幾乎填滿了老人改正之后按下的手印。
來立遺囑前，老人說自己吃不好也睡不好。“人老了，就怕家里鬧矛盾。”劉華一字一頓地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我哥就是教訓。”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曾做過一次調查，對北京市一段時期內審理的遺產案件進行了統計，結果顯示，有73%的案件是因為沒有遺囑導致的，而有遺囑的案件里面，又有超過60%的案件是因為遺囑無效最后導致了更多的糾紛。
陳凱外出講課的時候經常舉齊白石的關門弟子許麟廬的例子。他寫了遺囑，但因為遺囑不規范導致母子母女最后對簿公堂，法院開庭的那一天，正是他老母親的95歲大壽。
他隨即舉的另一個相反的例子是英國的戴安娜王妃。戴安娜王妃36歲去世，32歲時寫下遺囑。在她的遺囑里面，最主要關照的是她的兩個兒子，事實最后也證明她的遺囑給她的兒子帶來了很大的安慰，包括把她的珠寶留給她的兒媳婦，用珠寶的形式來出席兒子威廉王子的結婚儀式。
事實上，在國內訂立遺囑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北京市政協委員康軍就曾表示，如果按照法律程序老人自己去訂立遺囑，需要花費不少錢去找律師，然后還要自己去跑公證處公證，要完成到醫院做精神狀態鑒定等程序，對老人來說，跑完這個程序太困難了。
“實際操作起來會更加的復雜，比如說你需要向公證部門提供各種材料，有多少存款，有多少房子，都需要相應的部門出具證明。”陳凱說道，“這其實也是中華遺囑庫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作為一名職業律師，陳凱見過也親歷過各種各樣的遺產糾紛案件。他慢慢了解到，其實很多老人也想訂立遺囑，但是真的開始訂立遺囑了，又會被繁瑣的程序困擾，牽扯精力，所以向有關部門反映后，有關組織就決定發起這個項目，建造一個遺囑庫，免費辦理。
經歷了手寫遺囑、采集指紋、錄像等一系列工作之后，劉華從中華遺囑庫領取了一份外觀與護照大小相仿的《遺囑證》。證件封底是立遺囑人的照片和登記信息，另一頁貼著《遺囑證》專用郵票，空白頁用來記載遺囑的變更信息。
“今后，辦理了遺囑登記的老人，從中華遺囑庫領取后，可將《遺囑證》與戶口本、房產證等重要證件放在一起，一旦身故便于家人發現。”工作人員介紹說。
當我們的看法變化的時候，整個世界就變化了
劉華告訴記者，遺囑里一項主要內容是將兒子定為自己房產的第一繼承人。據陳凱介紹，前來登記、咨詢遺囑事宜的老人中，95%以上均涉及房產分配問題。房子拆遷、一套房子怎么分給多個子女等等，是遺囑庫現場老人之間議論最多的問題。
老人們的遺囑將被存放在順義的一個中轉庫里。它位于市郊一個獨立院內，院旁是公安部門的警務工作站，存儲庫隱藏在院中一座六層樓內，必須由兩名工作人員同時進入。
陳凱介紹說，中華遺囑庫采取臨時庫、中轉庫、永久庫三級保管體系。試點期間用的是臨時庫，即從銀行租用特型保管箱。隨著遺囑存儲量的增大，目前開始啟用中轉庫，具有嚴密的防火、防盜、防蟲、防塵、恒溫恒濕等多重保障，可以滿足200萬份遺囑的存儲需求。
從中華遺囑庫提供的一份視頻中可以看到，一排排整齊的藍色的存儲柜之間形成若干個通道，每個通道都設置了監控探頭，通過監控屏幕可以清晰地看到存儲庫的每一個角落。
中華遺囑庫，除了對遺囑進行咨詢、登記和保管之外，還有另一項重要的功能，即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的修改提供意見和建議。
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修正草案建議稿課題組負責人之一，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楊立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我國繼承法關于遺囑方面的規定，最主要的問題是內容簡陋，這部在計劃經濟背景下制定的法律，已經不適應當前社會生活的實際需要。
他表示，隨著社會的發展，財產繼承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亟需加強立法研究。
陳凱也指出，在法學領域，繼承法的研究仍然是一個短板，“這個短板集中體現在研究領域的局限性上，大量研究著眼于繼承順序、繼承范圍、遺囑形式等傳統領域，缺乏對一些新興的、代表現代社會發展趨勢的領域進行橫向研究的視野，例如遺產稅、遺囑管理、間接繼承、對繼承條件繼承義務繼承協議的研究等。
一開始，他還擔心老人們會不會覺得立遺囑是個不吉利的事，忌諱、排斥這個。讓他驚訝的是，他看到這些老年人“都很豁達”，“而且他們之間在排隊的時候都互相聊，就是互相出主意，互相學習知識”。
一位大媽坦然地說道：“這確實是一種新生事物，我覺得挺好的，打消老人的后顧之憂。我覺著這也是社會的一個挺需要的這么一個大趨勢。”
甚至不少老人還專程送來了錦旗。登記完遺囑，拿到《遺囑證》的劉華老人眉間也舒展開來：“心里的一塊石頭總算落下了。”
陳凱說自己一直很贊賞愛因斯坦的一句話：當我們的看法變化的時候，整個世界就變化了。
“之前我覺得它是黑色的，當我們看法變化以后，是幸福溫馨的顏色。”就在他的兒子出生不久，剛30出頭的他便寫下了一份遺囑，一口氣寫了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