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末的全國國土資源工作會閉幕式上，國土部部長透露,2010年國土資源工作將面臨五大硬仗,其中與住建部聯(lián)手全面清理高爾夫球場、小產權房將成為重中之重。于是，小產權房問題在近日內再次成為媒體關注熱點，大多數(shù)人可能關注于如何“清”，有的人會關注小產權房還能不能買，還有已經買了小產權房的人肯定將關注會被怎樣處置，甚至會考慮可能的應對之道。
對于小產權房問題，說它違法違規(guī)，主要是現(xiàn)行的有關土地法規(guī)明確，集體土地性質的產權只能在集體成員內部流轉，商品房只能是出讓性質的城市建設用地，或者說只有通過國家征用，將集體土地變成國有土地后才能符合這一條件。持反對意見的人大多從“存在就是合理”特別是其與高房價的反差，來說明小產權房有利于解決人們住房問題。
其實，造成小產權房這種尷尬局面的是法律的原因，是制度悖論或稱為二律背反。《憲法》第十條明確規(guī)定土地使用權可以轉讓，并沒有限定為只有國有土地使用權才可以轉讓，從法理上也沒有絕對不能由產權人自主處置的物權。《憲法》和《物權法》中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平等保護國家、集體、個人的物權，但無論級差地租的構成有多么復雜、土地有多少特殊性，現(xiàn)在集體土地一律由國家“低價”征用到高價賣出數(shù)倍、數(shù)十倍，甚至更高的巨大利益懸殊，已毫無平等可言。
因此，符合《土地利用規(guī)劃》和《城市建設規(guī)劃》的小產權房，不僅合法而且禁止則涉嫌“違憲”。現(xiàn)在說小產權房違法，實際上是這些法規(guī)違反了大法，是制度悖論造成的。有人試圖從法理上以“特別法優(yōu)于一般法”來解釋上述悖論，是站不住腳的。《憲法》是根本大法，《物權法》也有“經濟憲法”之稱，“下位法服從上位法”是一個更加基本的法理。雖然特別法可以是一般法的具體化，也可以在某方面不受一般法限制成為例外，但這種例外一定不能違背法律的基本準則和原則，而公平和平等無疑是一個必須尊重的原則。即使因種種原因，《物權法》作為后出臺的上位法，在某些條款中明確先按下位法或特別法執(zhí)行，也不應該違背其基本法理和原則。因為法律制度內在的和諧，包括實際執(zhí)行與現(xiàn)實之間的良性互動，是法律有效調整社會生活的前提，也是對一項法律制度合理性進行評判的標準。
綜上所述，解決小產權房問題是考驗我們黨依法治國的執(zhí)政能力，出路只能在《憲法》和《物權法》的指導下，改革集體土地制度，真正體現(xiàn)對集體物權的平等保護。具體到小產權房一類的問題，真正要解決的是集體土地之間的利益分配問題，比如，不能因為有的集體土地只能作為“永久性基本農田”而只有很低的收益，有的可以變?yōu)樯虡I(yè)用地甚至是黃金地段，而獲得巨額利益，這種因規(guī)劃而產生的利益差距(多或少)由對應地塊獲得也是不公平的。應該在集體內部加以平衡，比如在一定的行政區(qū)劃范圍內，建立“集體土地收益平衡專戶”，每年測算出一個單位面積基準收益，土地流轉時多出收益的歸專戶，少的由專戶補。再就是，集體土地的商業(yè)開發(fā)應該向國家繳納的級差地租及其稅收，至于集體土地如何變成國有土地已不再是主要問題(參照《平等保護集體物權解決我國集體土地及相關問題》)，而且可以受市場規(guī)律支配(以及農地入市)參與房地產市場調節(jié)，一舉解決中國高房價中“住房是市場化”而“土地又是高度計劃壟斷”的特別病因。
基于上面闡述，我也認為解決小產權房問題確實很必要、很迫切。否則，不僅是符合兩個《規(guī)劃》的小產權房不能被“違法”拆除，而且已經買賣的小產權房也無法追討“平衡收益”或稅收，還會越建越多更加被動。但是，國土資源部、住建部應該也必須真正地依(大)法辦事處理小產權問題，這樣還將催生出集體土地制度的改革，將讓中國八億農民再次從土地上獲取“財產性收益”，讓中國經濟、社會再次從物權的解放中獲取新的、更大的動力。這是“大恩大德”，更是人民之幸、黨之幸、國之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