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產權房屋租賃糾紛案
【案情】
原告：韓某堂。
原告：韓某升。
被告：涇某縣云某供銷社。
解放前，韓某堂在原籍三原縣有土地68畝，房屋32間;1943年，又在涇某縣云某鎮買莊院一處，計房屋52間，占地6畝，解放時出租給他人使用。1952年1月，經人介紹，由韓某堂之母出面，以韓某堂之子韓某升(當時7歲)的名義，將涇某縣云某鎮的房屋全部出租給涇某縣云某供銷社，雙方訂立了租賃契約。約定：年租金為小麥2160斤;租期只許客辭，不許主奪;供銷社如需修改另建，得通過韓家，若有損壞，得負賠償責任。1952年2、3月，三原縣進行土改，韓某堂只申報了原籍三原縣的土地和房屋，其家庭成份被定為地主成份，本人被定為地主份子;在三原縣的土地被沒收分配，房屋未動。韓某堂對在涇某縣云某鎮的52間房屋和6畝土地，隱瞞未報。三原縣政府對韓某堂在外縣的土地、房產不知情;涇某縣政府因此時房屋歸供銷社使用，故認為是公產房，沒有給韓某堂登記產權，也未給云某供銷社登記產權。1965年，韓某堂在三原縣的32間房被補改，留給韓某堂家3間，其余全部分配。云某供銷社自租房后，租金付至1964年上半年，因供銷社修房，以修理費用折抵租金而停付。文化大革命中，供銷社修房開支帳本丟失，折抵租金一直未算。1981年，云某供銷社開始按原契約約定繼續給付租金。1985年，因房屋山墻被雨淋倒塌，云某供銷社自行修復后，要求再以修理費用折抵房租，韓某堂不同意，云某供銷社即停付租金，雙方發生糾紛。云某供銷社承租此房后，至發生糾紛時，已將原承租的52間房屋全部翻修改建，并在院內增建了房屋、水塔等設施。
1987年10月，韓某堂、韓某升父子訴至涇某縣人民法院，要求變更與云某供銷社的房屋租賃合同期限，結清云某供銷社所欠租金，云某供銷社賠償私自拆房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收回部分房屋自用。
云某供銷社辯稱，房屋租賃契約是雙方自愿訂立的，不存在更改租賃期限的問題;1981年以前以修理費折抵租金是雙方同意的，現帳本已丟失，無法查清;1985年以后的房租也應以房屋修理費相抵。故不同意原告方的訴訟請求。
【審判】
涇某縣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雙方當事人訂立的房屋租賃契約已履行多年，屬有效的民事法律行為。原租賃期限定為“只許客辭，不許主奪”，顯失公平，應予變更。但契約未訂承租人遷出時限，故原告請求近期終止租賃關系，不切實際。承租人在承租期間，未和出租人協商，而將承租房大量拆除另建，應以所建同等房屋補償。1964年至1980年以修房開支抵頂租金，因承租人帳本丟失，抵頂視為到期。1985年承租人自行修房損失，屬其管理及自然原因，不再以租金相抵。唯房屋租金偏低，應以當地現行標準計算為妥。依照國務院《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條例》第十五條、第十六條、第十九條和第二十條之規定，涇某縣人民法院于1989年6月29日判決：
一、云某供銷社拆除原房后所建的街房6間、廈房18間，頂作原租房屋，短少的租房16間以東院8間(安間)街房抵補，判決生效十年后，由出租方按租賃契約的使用范圍收回管理使用。在此期間，出租方對房屋必須及時、認真地檢查、修繕，保障住房安全;修繕可與承租方合修，費用可用租金折抵。
二、云某供銷社在院內所建的庫房、門房、水塔等設施使用至2010年遷出。
三、1985年至判決生效期間的房租，按原合同標準兩月內一次性結清。
四、變更后的房屋租金為每月1平方米0.70元，房屋面積折合為462.22平方米，年租金共計3882.65元，判決生效后為每年6月30日及12月30日兩期付清。
判決后，雙方當事人均不服，上訴于咸某市中級人民法院。韓某堂、韓某升除堅持原訴理由外，還認為租賃合同應終止，不應再延續十年。云某供銷社上訴認為，所承租的房屋系出租方隱瞞應予沒收的房屋，是違反土地改革法的行為，現應收歸國有。
咸某市中級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土改時，韓某堂被定為地主份子，三原縣已為其家保留了自留房，其余房屋應在沒收之列。但土改時，韓某堂將其在涇某縣云某鎮的52間房屋隱瞞未報，應視為公產。根據該房屋未確權給韓某堂，以及由云某供銷社一直占有和使用的實際情況，爭執的房屋所有權應歸涇某縣人民政府所有。原審判決錯誤，應予糾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五十三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咸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于1992年6月9日判決如下：
一、撤銷一審判決。
二、改判為：云某供銷社與韓某升于1952年1月12日所簽訂的租房合同為無效合同，雙方所爭議之52間房屋為公產，所有權歸涇某縣人民政府所有。
三、駁回雙方當事人的訴訟請求。
【評析】
本案一、二審判決大相徑庭，其根本原因在于適用法律不同。而適用法律不同，又取決于對當事人爭執的房屋的定性。一審判決僅以當事人之間有房屋租賃合同關系，而按一般房屋租賃法律關系處理;二審判決則以爭執房屋應屬土改沒收房屋，韓某堂隱瞞不報，又未確權給他為理由，認定爭執房屋應屬公產，雙方當事人的租賃合同無效，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了一審的定性和處理結果。此兩種處理結果，哪一種正確呢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一、土地改革是依法剝奪剝削者財產，重新確立土地、房屋等財產所有權關系的變革。按《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的規定，地主屬土改對象，其在農村中的土地、房產，除按給出路政策，給其留出必要的份額外，其余均應作勝利果實沒收，重新分配。此種規定具有強制性。因此，在土改以后，對于地主隱瞞的、漏報的土地、房產，一經查出，均應予以沒收處理。同時，對于地主在土改以前通過出租、出典等方式而由他人占有的土地、房屋，只要所有權仍為地主所享有的，也都應作為勝利果實參加土改重新確權。經過土改后，地主僅對政府為其保留的財產享有所有權，不屬保留范圍內的財產，不再享有所有權。本案中，在補改時，為韓某堂家保留了3間住房，等于明確了韓某堂不再對原屬他及他家所有的其他房產擁有所有權。因此，從此時并追溯到土改時，韓某堂一家僅有3間房屋的產權，其余房產均屬沒收范圍，歸分配對象所有或政府所有。故在雙方爭執的52間房屋未確權給韓某堂家所有的情況下，該52間房屋應視為公產。因韓某堂不是所有權人，故其以所有人的名義(包括他家其他人)與他人建立的出租關系無效。因此，二審判決對此問題的處理是正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