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全國房地產價格如同一匹瘋馬直往高位竄進，然而房地產價格并不象2006年股票指數不斷刷新令人高興，相反房地產價格的不斷刷新卻令廣大消費者感到“惶恐”，因為這對于廣大中低消費者來說，意味著他們實現“家”的夢想會越來越艱難。在政府出臺的系列宏觀政策面對高漲的房價無能為力之時，消費者們開始了自救。一位來自深圳的消費者鄒濤發起了“三年不購房運動”，在短時間內得到了全國各大城市“準房奴”們的大力響應，并且僅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在全國建立了36個工作站，當時各大媒體紛紛 炒作，網上更是炒得熱火朝天，運動就這樣轟轟烈烈的在全國唱響，其速度幾乎近于當年“紅潮”，就連政府也不得不重視其影響力，迅速出面協調，運動離成功似乎已經并不遙遠了，然后6個月過去之后，這場運動的消失就如同運動來的時候那么迅速，正所謂來也匆匆去也匆匆。
這場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房價依舊我行我素想怎么漲就怎么漲，“準房奴”面對高房價，也只能紛紛繳械投降，該買房的照樣買房，完全忘卻了參加不購房運動時的那份堅定與抗掙到底的信心。那么這場運動為什么失敗呢？其實原因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一場激情運動，甚至可以說是一場感性的鬧劇。
“三年不購房運動”所倡導的是大家自覺加入不購房運動，那么哪些人來參加才有意義呢？很顯然只有本來預計在三年內買房的消費者來參加運動才會起到效果，對于一個本來就預計在三年后買房者來說完全失去了實際性意義。
然而誰能夠去保證三年后的房價會比現在要便宜呢？這是發起人鄒濤根本無法預料到的，也是任何人無法準確預知的，如果說三年后房價升了呢？誰來賠償參加者的收益損失？誰又敢做出這樣的承諾呢？這一點是運動失敗的根本，因為任何一個感性的意愿是永遠左右不了客觀的市場規律。
從另一個方面講，預計在三年內賣房的消費者，說明這群消費者才是市場的剛性需求者，要么就是因為需要結婚而必須要買房，如果是這樣，這對恩愛的戀人不可能等三年后再結婚；要么就是因為孩子大了需要一個獨立的學習和成長空間，可伶的父母親不可能拿寶貝的前途開玩笑；所以該買房者雖然痛恨這高房價，卻不得不低下頭把錢乖乖的掏出來。因為需要正常的生活就必須如此，不購房運動也僅僅只能代表他們的意愿而已，至于愿望是否能真正實現，誰也不敢拿生活的風險去做賭注，因為不管房價如何高漲，我們的生活還得照樣繼續。
在這場運動中，強調了不要購買奸商的房子，不要購買性能價格比不合理的房子。這話是對的，就算不強調，我相信任何一位消費者都懂得如此選擇。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同樣會遇到困難，因為消費者不可能因為需要買房子而首先成為一名房地產專家，比如房地產商是不是奸商，這一點連政府主管部門都查不出來，更何況普通的消費者，難道需要每一位消費者都去查開發商的帳不成。這一點就不應該由消費者去抉擇，而應該是政府部門首先就應該把好關，把信譽差質量差的開發商開除出局才是解決辦法的有效途徑。
這場運動的失敗，發起人鄒濤也同樣犯了大錯誤，因為他把消費者與開發商的矛盾上升到了“敵我”矛盾，并提出了“正義一定戰勝邪惡！”的口號，懷疑所有的開發商都是不清白的，同時打出了毛主席的口號“團結就是力量”，意思是把購房人團結起來，向開發商作對，同開發商抗爭，這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想法。事情的本身只是一個市場現象，如果硬生生的把這場運動弄得有點政治色彩，恐怕就變了味了。這樣運動的實質其實是不團結，團結在這場運動中成了一種手段，達到的目標也是不團結，只是一場斗爭。
市場的問題最終還是要用市場的手段去解決。房價上漲過快誰敢說僅僅只是開發商的原因，如果可以靠一場運動把市場的問題解決了，恐怕這會是21世紀最偉大的經濟現象。無可否認官僚主義和腐敗同樣也是影響房價的因素，房地產現象也同樣加深了貧富兩極分化，并已經成為了近一、兩年來社會矛盾的焦點，也已經成為了不和諧社會的重大因素，但是這些矛盾形成的原因并不那么簡單，而化解矛盾是需要全社會用理性來共同解決，本位主義、互相推諉、指責對方只能耽誤問題的解決和更深層次的激化矛盾，自然于事無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