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裁判要旨】
民事訴訟中，對于當事人主張的利息應區分是利息損失還是利息收益。商品房買賣合同解除后，購房人所主張賠償的購房款利息屬于利息損失，適用損害賠償的債上請求權規則，它與違約金在性質、功能上相當，根據合同法約定優先原則，二者并不能并存，應優先適用違約金條款。如果違約金不足以彌補實際損失，可依當事人申請對違約金作出適當調整。
【案號】
一審：(2013)中一法三民一初字第286號
二審：(2014)中中法民一終字第90號
【案件當事人】
上訴人(原審被告)：中山市榮基房地產有限公司(簡稱榮基公司)
被上訴人(原審原告)：李萍
【案情摘要】
2010年1月12日，李萍與榮基公司簽訂商品房買賣合同，約定：李萍向榮基公司購買某某房屋，購房總價1686360元;李萍于2009年12月30前付清全部購房款;榮基公司在商品房交付使用后720日內，持辦理權屬登記需由其提供的資料到產權登記機關備案，如因榮基公司的責任，李萍不能在規定期限內取得房地產權屬證書的，按如下處理：“如因榮基公司未能按照合同約定提交資料報產權登記機關備案，導致李萍無法取得房地產權屬證書的，李萍有權解除本合同。無論李萍是否解除合同，榮基公司均應按已付房款的每日萬分之一向李萍支付違約金。”
合同簽訂前，李萍已經付清購房全款。2010年1月12日，李萍與榮基公司就涉案房屋到產權登記機關辦理銷售合同登記備案。
2010年2月25日，李萍為購買涉案房屋繳納契稅50591元。
2010年3月31日，榮基公司將涉案房屋交付給李萍，但未能按合同約定的期限，即在2012年3月20日前，將辦理權屬登記需由其提供的資料報產權登記機關備案，協助李萍辦理產權證書。
2013年3月20日，李萍致函榮基公司解除雙方涉案商品房買賣合同。后因榮基公司拒不退還購房款，李萍遂訴至法院。請求判令：
1、確認雙方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解除;
2、榮基公司退還李萍購房款;
3、榮基公司賠償李萍契稅損失及以上購房款、契稅為本金的利息損失;
4、榮基公司向李萍支付遲延辦證的違約金。
【爭議焦點】
能否基于同一違約行為，同時主張違約金與購房款利息損失賠償。
【法院裁判】
一審法院經審理認為：雙方當事人簽訂的商品房買賣合同合法有效，李萍已支付全部購房款，榮基公司因自身原因未能按期將辦理權屬登記需由其提供的資料報產權登記機關備案，協助李萍辦理涉案房屋的產權證書，構成違約。
2013年3月20日，李萍根據約定已就解除合同事宜致函榮基公司，合同于該日解除，李萍有權要求榮基公司退還已付購房款，并有權要求榮基公司賠償其相關損失。關于契稅問題，李萍可向相關機關申請退稅，其在未辦理退稅前提下，直接要求榮基公司賠償契稅損失，依據不足。關于李萍能否同時主張利息損失及違約金問題，雙方約定的違約金，僅針對榮基公司逾期辦證的違約行為，并不針對合同解除后榮基公司依法應負的賠償責任，兩者依據不同，指向不同，可以一并主張。
一審宣判后，榮基公司不服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二審法院經審理認為：雙方在商品房買賣合同中約定違約金條款，李萍在追究榮基公司違約責任時應按照司法解釋的規定適用約定的違約金條款，如果其認為約定的每日萬分之一違約金低于造成的損失，可依根據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條第2款的規定，請求法院予以增加，而不應在適用約定違約金條款的同時要求賠償購房款的利息損失。
鑒于約定的違約金過低，低于購房款按照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計算的利息數額，結合李萍一審庭審陳述，二審將違約金數額調整為購房款按照中國人民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利率計算的利息數額。對于契稅利息損失是否應予支持的問題，雙方對此沒有約定違約責任，李萍已經支付契稅，客觀上造成損失，原審判令榮基公司賠償李萍契稅的利息損失并無不當。
【裁判評析】
對于本案爭議焦點，審理過程中有三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訴爭利息作為購房款的法定孳息，現基于合同解除購房款返還李萍，因雙方對利息沒有約定，故訴爭利息作為法定孳息，應歸還原物(購房款)所有權人李萍。
第二種意見認為，雙方約定的違約金僅針對榮基公司逾期辦證的違約行為，并不針對合同解除后依法應負的賠償責任，兩者依據不同，指向不同，可以一并主張。
第三種意見認為，雙方約定由違約金條款，應優先適用違約金條款，不能在支持其賠償利息損失的請求。如果違約金不足以彌補實際損失，可申請調高。
本文認為上述第三種意見是正確的。本案基礎法律關系是單一的，李萍所主張購房款利息屬于利息損失，應適用債權法上的損害賠償規則，它與雙方約定的違約金，均是基于榮基公司逾期辦證這一違約行為，兩者在性質上、功能上相當，根據合同法上約定優先原則，二者不能并存，應優先適用違約金條款。如果違約金不足以彌補實際損失，李萍可申請對違約金作出調整。具體來說，本案應注意以下三個問題：
一、利息應作兩個范疇的區分
現實生活中“利息”一詞用法廣泛而籠統，雙方當事人只要明白即可。但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所主張的利息有時是指利息收益，它在性質上屬于法定孳息;有時則是指利息損失，即法定孳息的損失。兩者性質不同，適用的裁判規則不同。實務中，法官對利息的性質認定不同，會導致案件處理結果截然相反，因此，有必要對利息的性質作仔細的甄別，明確其到底屬于法定孳息收益還是法定孳息的損失。
利益收益，即法定孳息收益的歸屬問題，應根據法定孳息的相關規定，即在法律沒有特別規定或當事人沒有特別約定時，孳息的所有權歸原物(本金)的所有權人。利息收益的歸屬和給付，屬于物權法判斷范疇，它無需考慮當事人的過錯情況，也不受訴訟時效的規制。而利息損失，即法定孳息損失的填補問題，則屬于債權法的判斷范疇，它受訴訟時效的規制，同時應當依照損害賠償的相關法律規定，由過錯方賠付，雙方當事人均有過錯的，根據雙方的過錯程度分擔。
因此，正確認定利息的性質，是正確處理案件的前提。無論是利息收益還是利息損失，都是在具體的法律關系中發生，利息的定性需要結合案件的類型和法律關系的具體情形考察。利息收益應根據法定孳息的相關規則處理，相反，在絕大多數案件中，當事人所主張利息依據是民事責任的承擔，因而該利息在性質上應屬于利息損失即法定孳息損失，它屬于債權法判斷范疇，受過錯因素和訴訟時效的規制。
本案中，用于支付的購房款人民幣，屬于特殊的種類物，其一經支付所有權即發生轉移，所有權歸屬是明確的，李萍所主張返還購房款是基于榮基公司逾期辦證這一違約行為所產生的債上請求權，而不是確定購房款歸誰所有問題。相應的，李萍所主張購房款利息不是基于利息收益的歸屬問題，而是基于利息損失的請求賠償，它屬于債權法上損害賠償金的判斷范疇，應適用債上請求權關于損害賠償的相關法律規定。上述第一種意見正是對利息性質未作區分，混淆了物權法和債權法判斷范疇兩個不同的規則體系。
二、利息損失與違約金的關系
本案中李萍所主張購房款利息與違約金能否并存，需要對兩者的基本性質作出界定。關于違約金的基本性質，根據合同法規定，其對違約金描述以及對違約金的調整是以“造成的損失”為參照系數的，也即仍受民法“損失填補”原則規制，故其基本性質應界定為預定的損害賠償金，是以補償性為基礎的，它是當事人在違約事實發生以前確定的。
當然，違約金的補償性，并不排除對違約人的否定性評價，不能掩蓋違約的可非難可能性。從促使債務人積極履行的角度考慮，在立法上確定違約金為補償性的同時，要明確違約金的數額應當包括可得利益的損失，糾正司法實踐中不保護可得利益的做法。這樣，補償性違約金既可以得到類似于懲罰性違約金的效力。另外，在確定違約金的基本性質為補償性的同時，不排除當事人在公平、誠實信用原則指導下，約定使用懲罰性違約金，事實上在遲延履行情況下，違約金的懲罰性是難以避免的。
由于我國合同法上的違約金其基本性質屬于約定的損害賠償金，是以補償性為主的，故其與損害賠償金在性質及功能上是相當的。二者的區別在于：違約金數額是事先約定的，而損害賠償金是在違約發生后計算出來的;違約金的適用可以節省損害賠償計算上的麻煩，避免就損失舉證所遇到的困難。違約金的適用原則上不以實際損害為前提，不管是否發生了損害，當事人都應支付違約金。而損害賠償違約金的適用則要以實際發生損失為前提，如果非違約方在違約發生后不能證明違約造成的實際損害，則不能適用損害賠償金。
基于違約金與損害賠償金在性質、功能上的相當性以及違約金適用上的方便性，根據合同法上的約定優先原則，可以確定兩者的基本關系為二者不能并用，且應優先適用違約金條款(責任)。
本案中，基于榮基公司逾期辦證這一違約行為，李萍在行使合同解除后，其所主張的購房款利息損失，如前所述屬于損害賠償范疇，其與雙方約定的違約金性質相同，都屬于補償性，兩者不能并存(上述第二種意見，忽視了合同已經解除、李萍所主張購房款利息損失及違約金均是基于同一違約行為這一基礎事實)。二審判決關于違約金和購房款利息損失不能并存的論證和說理是正確的，判決所確定的雙方的權利義務也是恰當的，符合民法損失填補這一基本規制。
但二審判決表述稍欠專業精準，可能出于改判率的考慮，直接判令給付購房款利息損失和契稅利息損失，并未體現出約定優先原則，優先適用違約金條款。從法理上講，本案處理應確定兩個順位規則：第一，優先適用違約金條款;第二，鑒于訴爭購房款利息損失和契稅利息損失都屬于榮基公司違約導致合同解除后李萍所遭受的實際損失，該損失遠高于雙方約定的違約金數額，故可基于李萍主張對違約金作出適當調整，具體可調整為購房款利息損失和契稅利息損失總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