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1998年5月，某縣房產公司(管理該縣公產房的事業單位)對縣城新民路81號公有房屋進行改造后，與劉某簽訂房屋租賃協議，房產公司將店面租賃給劉某經營，租賃期限為一年，自1998年7月1日起至1999年6月30日止，每月租金500元。合同期限屆滿后，劉某繼續使用該店面，每月仍支付500元租金給房產公司，但雙方未續簽合同。期間，劉某對店面進行室內裝修，房產公司得知也未提出異議。2001年10月該縣進行機構改革，撤銷了房產公司，成立了房產管理局。2004年元月16日，房產管理局決定對現有公產房采用招標形式確定新的承租人,劉某參加了81號店面的招標，但該店面被他人中標。次日，房產管理局以書面形式通知劉某在元月20日前搬遷，劉某認為自己對店面裝修的投資款未得到補償，拒絕搬遷。元月24日，房產管理局向劉某送達了《行政處罰事先告知書》、《責令停止違法行為通知書》、《行政處罰聽政告知書》，劉某未進行申辯。2月13日，房產管理局對劉某進行行政處罰:一、停止違章占用公有房屋;二、從2004年元月17日起按現房屋租金處五倍的罰款。劉某收到處罰決定書后，未申請復議或提起訴訟，又未自覺履行，房產管理局遂向法院提起強制執行申請。
[評析]
法院能否受理房產管理局的執行申請，即該類糾紛是民事糾紛還是行政糾紛?有兩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該糾紛屬于民事糾紛性質，房產管理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明顯缺乏依據，人民法院應裁定不準予執行。理由是：
一、房產管理局適用行政規章對劉某進行行政處罰缺乏法律依據。劉某與房產公司簽訂租賃合同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法律行為，由此產生的租賃糾紛不屬于行政法調整的范疇，而應當適用《合同法》的相關規定進行處理。房產公司主張劉某搬遷能否支持，劉某的抗辯是否成立，雙方應承擔怎樣的法律責任，應當通過仲裁或訴訟加以解決，在雙方的糾紛尚未得到裁決前，冒然認定劉某屬強占公有房屋，難于令人心悅口服，所以說房產管理局適用行政規章對劉某進行處罰于法無據。
二、房產管理局認定劉某強占公有房屋與事實不符。劉某經營房產公司的店面緣由雙方簽訂了房屋租賃合同，盡管租賃期限屆滿，但劉某繼續使用租賃物，房產公司未提出異議且接受了劉某的租金，根據《合同法》第二百三十六之規定，原租賃合同繼續有效，但租賃期為不定期。《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條規定，對不定期合同，當事人可以隨時解除，但出租人解除合同應當在合理期限內通知承租人。就本案而言，房產管理局未盡通知義務，也未明確提出解除租賃合同，就以招標形式確定新的承租人顯然與法相悖。劉某在租賃物中繼續經營是有法可依的，該行為不屬于強占公有房屋的范疇，所以房產管理局認定劉某強占公有房屋缺乏事實依據。
三、房產管理局對劉某進行處罰在程序上存在重大瑕疵。房管局一方面既是行政執法機關，具有行政管理職能，另一方面又是公產房的管理部門，從事經營活動。其與劉某簽訂租賃合同，收取租金是一種民事活動，雙方產生民事法律關系。如果房管局在與承租人發生糾紛時卻行使自己的行政管理職權來保護自身利益，就無法保證其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公正而無偏私，這與我國程序法設置的回避制度背道而馳。
四、《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規定》是在90年代初頒發的，當時的立法目的，法律的基本原則，所規定的基本法律制度和措施，都是以計劃經濟為背景確定的，在市場經濟體制下，這些法律、法規已經日益顯示不適應性，與現行法律相抵觸的法規，我們就不能參照執行，因此人民法院應當裁定不準予執行，以規范市場，促進市場經濟有序、健康地發展。
第二種觀點是，該糾紛屬于行政糾紛，法院應當受理房管局提出的行政非訴執行申請。我國建設部頒布的《城市公有房屋管理規定》第四十三條第三項明文規定，強占公有房屋的，責令其限期遷出，賠償損失，應處以該房屋強占期間租金總額五倍以下的罰款。作為房地產行政管理職能部門，房產管理局在查明劉某強占公有房屋事實，履行告知義務程序的基礎上，適用該行政規章作出的行政處罰于法有據。劉某在規定的期限未申請復議又未采取司法救濟措施，該行政處罰決定書即發生法律效力。劉某不自覺履行，房產管理局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法院就應當受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