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北京中服地塊被疑內定得主后，福州一塊2800畝的舊城改造項目也被指“內定”。中服地塊掛牌后久無結果，內定一說似不攻自破，福州地塊4月9日方正式掛牌，“內定”只能當作傳聞，但這兩起招掛拍的條件之“創新”卻有很多相似之處，此類“創新”比“內定”買主更令人擔心。
苛刻的資產要求使得競拍變成了少數人的游戲。中服地塊最苛刻的條件是，要求開發商至少與一個金融機構組成聯合體，方可參與競拍，按照有關部門當時的解釋，“國內還沒有一個合格的企業”，既然如此，有多少企業能在短時間內增資擴張并迅速與一個同樣龐大的金融機構“聯姻”呢?
即使“聯姻”成功也只能算“閃婚”。因此，它注定是極少數人的游戲，而且“閃婚”必然充滿諸多不確定因素。
福州雖然沒有“聯姻”的要求，卻生出一個“捐建”的條件。即土地出讓方要求競得人在出讓人提供的土地范圍內捐資建設77000平方米的廉租房，并在土地交付之日起一年六個月內竣工交房，同時在該片區內建設250萬平方米的限價房(3萬套，單套不超過140平方米)，每平方米按7000元價格向福州市政府研究確定的供應對象出售(《每日經濟新聞》3月26日報道)。這和中服地塊堅持聯姻金融企業的“創新”有異曲同工之處。
看起來，把金融企業拉進來，是為了解決土地開發后招商難題，具有一勞永逸的政績感。捐建廉租房更是一舉多利，政府不花一分錢就解決了77000平方米廉租房供應的問題，企業通過捐贈行為樹立了有社會責任感的形象，無房的老百姓終于有了租房的機會。
但要求開發商來捐建如此大面積的廉租房，道理何在呢?眾所周知，無論是商品房還是經濟適用房，或者說是當今熱炒的廉租房，都是政府為了解決困難群眾、夾心群體的住房困難出臺的優惠措施，主要由政府來讓利，由開發商承建。解決這部分人的困難更主要是政府的責任，而非開發商的義務。捐資建房意味著政府要轉移自己的責任嗎?對于捐建者，未來的使用者還能像今天對待商業開發者一樣理直氣壯嗎?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嘴軟。廉租房的使用者們該如何對待捐建房可能出現的問題呢?
而且，任何捐贈行為都應該建立在自愿的基礎上，開發商們會自愿捐贈嗎?
盡管尚無結果，答案幾無懸念——周瑜打黃蓋，愿打愿挨。
問題是開發商為什么要如此大規模的“捐建”呢?
如果為了鼓勵開發商樹立企業形象，為社會作貢獻，完全可以把這塊地拿出來，直接面向社會，呼吁有社會責任感的企業積極參與捐建，這樣既可以讓更多的企業表達愛心，也可以增加捐建面積，擴大受惠面，同時減輕單個企業因捐贈可能造成的資金等各方面的壓力。
問題顯然不那么簡單?有愛心的開發商很多，但能得到這塊土地的卻只能有一個。
盡管有關部門解釋其為舊城改造，可以不受單宗土地出讓面積不得超過20公頃(300畝)的規定限制，但從開發安全的角度上講，有關部門一定明白“雞蛋不要放在一個籃子里”的道理吧。如果把六塊地分別招掛拍難道不比現在集中拍賣更安全嗎?多一個有實力的開發商參與，就會減少爛尾的可能性。而且說不定每一塊地都能拍出一個天價來，對地方政府來說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收益嗎?簡單地用“不違規”來解釋，未必就是最合理最理想的結果。
舊城改造從情理上更容易被理解為微利活動，是社會責任感的體現，政府往往要給予開發商一些特殊政策以鼓勵他們來為百姓辦實事。但福州這次拍賣條件的設定似乎告訴我們，其實舊城改造并非那么單純，否則，哪有錢捐廉租房呢?
如果這錢并非來自于舊城改造預期所得，怎么沒聽說開發商直接捐建大批廉租房，而不是以拿地開發為條件來交換呢?說到底，這只是一種交易。
還是那個簡單的道理：羊毛出在羊身上。只是換了個好聽的名詞“捐建”。
所以，“內定”與否已經無關緊要，只要蓋的樓不那么“脆”，不那么“歪”，處理好各種“壓力”，就肯定會門庭若市。關鍵是責任主體不能亂。開發商和政府不能相互替代，可以換位思考，但決不能越俎代庖。
如果每個項目招掛拍都要創新出諸如此類的“聯姻”、“捐建”條件，誰又能阻擋開發商集體瘋狂呢?
